28

’打头？”

“这是习惯用语。前天哨兵来叫他，说道：这里谁是‘K’打头的卡采浬林博根，非常可笑。一个怪人。”

“是啊，我们都嘲笑他。”老头儿说。

“你自己是怎么落到这个地步的，老会计师？”克雷莫夫心想，“我的姓也是‘K’打头。”

囚犯们开始铺床睡觉了，强烈的灯光继续照射着，克雷莫夫感觉到，当他解包脚布、提衬裤、搔胸脯时大概有人在瞭望孔里监视他。这里的灯光很特别，它不是供囚犯们照明用的，而是为了让监视他们的人看得更清楚。假如在黑暗中监视他们更方便，他们准会被关进黑暗牢房里。

老会计师转过脸去面壁而卧。克雷莫夫和他的近视眼邻居悄声交谈着，谁也不看谁，他们用手捂着嘴，以免哨兵看见他们的嘴唇动弹。

他们有时瞅瞅那张空床，大概报幕员正在审讯室里说俏皮话呢。

邻居低声对克雷莫夫说：

“我们囚犯全都成了兔子。就像在童话里似的，魔法师轻轻触摸一下人们，他们马上就长出两只大耳朵。”

接着他谈起同室囚犯的情况。

那个老头儿不知是社会革命党人，还是社会民主党人，或者是孟什维克，他姓德雷林。这个姓氏克雷莫夫不知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德雷林在各种监狱、政治隔离室和劳改营关押了二十余年，几乎赶上了莫罗佐夫’诺沃鲁斯基气弗罗连科？和菲格纳？在施吕瑟尔堡服刑的年限。现在他又因为一桩新的案子被押来莫斯科，因为他在劳改营心血来潮，竟然要给那些被没收财产的富农举办土地问题讲座。

报幕员在卢布扬卡安全机关里工作的时间与雷德林服刑的时间一样长。二十多年前，他开始在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后来陆续在亚戈达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叶若夫领莫罗佐夫（1854—1946），革命民粹派分子，1882年被判处终身苦役，1905年前监禁于施吕瑟尔堡。

诺沃鲁斯基（1861—1925），“民意党”恐怖组织成员，被判终身苦役，1905年前监禁于施吕瑟尔堡。写有回忆录《施吕瑟尔堡囚禁者日记》。

弗罗连科（1848—1938），俄国革命民粹派分子，1905年在施吕瑟尔堡服刑。

菲格纳（1852—1942），俄国革命运动女活动家，“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84年被判处终身苦役。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贝利亚领导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工作。他有时呆在中央机关，有时领导庞大的劳改营的建设。

克雷莫夫对自己的交谈对象显然估计不足。博戈列耶夫原来是一位艺术理论家，博物馆基金会的专家，喜欢写诗，只是从未发表过，因为他的诗作不合时代要求。

博戈列耶夫又低声说：

“您要知道，现在一切的一切都消失了，我变成了一只温顺的家兔。”

多么古怪，多么可怕，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存在了，除了强渡布格河、第聂伯河，除了皮里亚京包围战和奥夫鲁奇沼泽地，除了马马耶夫岗、“6/1”号楼，除了政治告密、弹药匮缺、负伤的政治指导员，除了夜间进攻、战斗和行军中的政治工作、基点试射、坦克奔袭，除了地雷、总司令部和重机枪，一无所有……

与此同时，就在同一个世界上，除了夜间审讯、起床号、点名、押解着上厕所，除了如数发给的烟卷、搜查、对质，除了侦查员、特别会议决议，同样一无所有。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可他为什么觉得，同室的囚犯，这些失去自由的人在内部监狱里坐牢是合情合理、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他克雷莫夫坐在囚室里这张床上就觉得古怪、荒唐、不可思议呢？

克雷莫夫极想谈谈自己的情况。他终于忍耐不住，说道：“妻子抛弃了我。我用不着等待谁送东西。”

大个子肃反人员的床铺一直空到天明。

五

在战前，克雷莫夫有一次夜间路过卢布扬卡大街。他望着这座彻夜不眠的大楼，猜测人们在灯火通明的窗户后面做些什么。在这座内部监狱里，被捕的人往往要关押八个月、一年或一年半，需要进行侦查和审讯。然后被捕者的亲属开始收到从劳改营寄来的信，于是出现了科米、萨列哈德、诺利尔斯克、马加丹、沃尔库塔、科雷马、库兹涅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卡拉日达、纳加耶沃海湾一类的地名……

然而，成千上万的人一旦进了这座内部监狱，便永远消失了。检察机关通知亲属，说这些人被判处十年徒刑，剥夺通信权利，但劳改营里却没有这批囚犯。看来十年徒刑、剥夺通信权利便意味着枪毙。

囚犯从劳改营写信说，感觉良好，生活很温暖，如果可能的话，请寄点葱头和大蒜。有人向亲属解释说，要葱头和大蒜是为了预防坏血病。对于在刑讯牢狱里度过的那段时光，从来无人在信中提到过。

1937年夏天的夜晚，走在卢布扬卡大街和共青团胡同令人毛骨悚然。

夜幕低垂。令人窒息的街道空寂无人。黑魆魆的楼房矗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