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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一个人需要A、B、C、D多种维生素呢？”娜佳问道。

晚些时候，大家已经准备睡觉了，斯特拉姆说：“叶尼娅，我们习惯于嘲笑知识分子的哈姆雷特式的自相矛盾、多疑和优柔寡断。年轻的时候我曾经鄙视自己这种性格。可现在我的看法不同了，我认为，人们应该感谢那些优柔寡断、多疑多虑的人，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伟大的发现和伟大的书，他们的贡献并不比那些性情直爽的笨蛋的贡献少。必要时他们会赴汤蹈火，在战场上也不比那些坚毅直爽的人差。”

叶尼娅说：

“谢谢您，维佳，您这话是就母狗而言？”

“正是。”斯特拉姆证实道。

他想对叶尼娅说点儿令人愉快的事。

“我又看了您那幅画，叶尼娅，”他说，“这幅画富有感情，所以我喜欢它。要知道，那些左派画家们的作品里只有大胆和创新，可是他们心里没有上帝。”

“是啊，富有感情。”柳德米拉说，“那些绿色的男人，蔚蓝的木屋。完全脱离现实。”

“你知道吧，柳达，”叶尼娅说，“马蒂斯说过：‘我涂绿颜色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要画绿草，我使用蓝颜色，这不能说我要画蓝天。’颜色表达画家的情绪。”

尽管斯特拉姆只想对叶尼娅说点令人愉快的事，但他忍不住用嘲笑的口吻插话道：“然而埃克尔曼？写道：‘假如歌德能够像上帝那样创造世界，那么他一定会把草做成绿的，把天空做成蓝的。’我看这话很有道理。要知道，我也在同上帝用来创造世界的材料打交道……真的，因此我知道，它们既没有颜色，也没有颜料，只有原子和空然而类似的话题他们谈得很少，多半是谈战争和检察机关这是一些令人难过的日子。叶尼娅打算回古比雪夫城，她的假期快结束了。

她害怕回去不好向上司交待。她擅自来到莫斯科，多日来她踏破了监狱的门坎，向检察长和内务人民委员写了申诉书。

她一生都害怕与政法机关打交道，害怕写呈文，每次更换身份证之前，她都睡不好觉，激动不安。可是近来命运似乎偏偏迫使她与通行证、身份证、警察局、检察院、传票和申诉书打交道。

姐姐家里充满死一般的宁静。

斯特拉姆不再去上班，经常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连坐几个小时。柳德米拉从限额供应商店回来，神色沮丧，怒气冲冲，她说，熟人们的妻子见面时没同她打招呼。

叶尼娅看出斯特拉姆精神很不安。听到电话铃声他总要哆嗦一下，然后匆匆跑过去抓起话筒。吃午饭或者晚饭时，他经常打断别人的谈话，厉声说：“安静一点，安静一点，我听见好像有人按门铃。”他说罢就向前厅走去，回来时脸上带着难堪的笑容。姐妹俩明白他为什么一直在紧张地等待门铃声。他害怕被捕。

“迫害狂躁症？就是这样发生的，”柳德米拉说，“1937年精神病诊疗所里挤满了这种人。”

埃克尔曼（1792—1854），歌德的私人秘书，著有《歌德谈话录》。

一种精神病，患者总以为有人迫害他。

叶尼娅看出斯特拉姆的恐惧不安，又为斯特拉姆对她的态度大为感动。有一次他对她说：“您要记住，叶尼娅，您住在我家里，为一个被捕的人奔波，不管别人怎么看待这事我都不在乎。您明白吗？这里就是您的家！”

每天晚上，叶尼娅喜欢同娜佳聊天。

“你太聪明啦，”叶尼娅对外甥女说，“你不像一个小姑娘，倒像是从前的政治犯协会的一名成员。”

“不是从前的，而是将来的。”斯特拉姆说，“你大概同自己的中尉谈论政治吧？”

“谈论又怎么样？”娜佳说。

“最好还是接吻，不谈政治。”叶尼娅说。

“我正要说这句话，”斯特拉姆说，“接吻毕竟安全些。”

娜佳的确经常谈一些尖锐的话题，一会儿突然问起布哈林的情况，一会儿说列宁器重托洛茨基，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不愿见到斯大林，并且写下了遗嘱，斯大林向人民隐瞒了这份遗嘱，然后问这种说法是否确切。叶尼娅同娜佳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向她询问洛莫夫中尉的情况。*

娜佳喜欢谈论政治，谈论战争，谈论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谈论与同学们的会面和谈话。从这些话题中，叶尼娅了解到有关洛莫夫中尉的情况以及娜佳同他相处的情况，比柳德米拉知道的还多。

洛莫夫显然是个尖酸刻薄的小伙子，很难与人相处，对一切公认的有定评的东西抱嘲笑态度。大概他自己也常写诗，在他的影响下，娜佳也常常对杰米扬。别德内、特瓦尔多夫斯基抱以轻蔑和嘲笑，对肖洛霍夫和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不感兴趣。娜佳耸着肩说的那番话显然是从他那里学来的：“革命家要么很愚蠢，要么很虚伪，不应该为了凭空想像的未来的幸福牺牲整整一代人的生命……’’

有一次，娜佳对叶尼娅说：

“你知道吧，姨妈，老一代总是要信仰点什么。比如说，克雷洛夫信仰列宁和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