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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久前还是有名有姓有住所的活人，不久前还说过：“亲爱的，我的心肝，快亲亲我，当心别把我忘了。”还梦想喝一杯啤酒，抽自卷的纸烟。

大概，只有那个用手帕裹着嘴的军官察觉到了这一点。

然而，偏偏是他最让站在地下室门口的妇女们气恼。她们密切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对其他的战俘却不大留意，尽管他们中间有两个人的大衣上带着党卫军徽章的明显痕迹。

“啊，你倒会扭头！”一个矮胖女人拉着孩子的手，紧盯着那军官嘟哝着。

穿军官大衣的德国人察觉到这个俄国女人注视着他，察觉到她那迟钝的、难以摆脱的目光的压力。仇恨一旦流露出来，便会寻找自己的发泄对象，并且一定会找到它，犹如停留在森林上空的雷雨云中的雷电要找到一个着力点，盲目地选择一段树干将其化为灰烬。

一个矮个子士兵与穿军官大衣的德国人同抬一副担架。那士兵脖子上围着一条方格毛巾，两腿上用电话线缠着几块麻袋片。

由于默默地站在地下室出口处的人们目光凶狠，德国人走进黑暗的地下室反倒感到轻松。他们不急于走出地下室，宁可躲在黑暗恶臭的地下室里，也不愿享受外面的空气和白昼的亮光。

每当德国人抬着空担架向地下室走去时，观望的人群中就传来他们熟悉的俄国骂人话。

俘虏们并没有加快脚步，缓缓地朝地下室走去。他们本能地感觉到，只要他们一做出匆忙的动作，那群人就会立刻朝他们扑过来。

穿军官大衣的德国人突然尖叫一声，哨兵不满地说：“小孩儿，你干吗要扔石头，要是把他打坏了，你来替德国鬼子抬担架呀？”

几个士兵在地下室里议论道：

“暂时是上尉一个人倒霉。”

“你发现那个娘儿们了吧，她一直在盯着他。”

不知谁在黑暗的地下室深处说：

“上尉，这次您最好留在地下室里，他们是先整治您，最后整治我们。”

那军官无精打采地嘟哝道：

“不，不，用不着躲藏，这是最后的审判。”他又对自己的搭档说：“走吧，走吧，走吧。”

军官和他的搭档依次从地下室里走出来，由于抬的尸体较轻，他们的步速比其他人快一些。他们抬的是一个未成年的女孩的尸体。死者蜷缩着身子，尸体已经干枯，只有蓬乱的浅色头发还保持着可爱的淡黄色色泽，披散在那张犹如死鸟一般的阴森可怕的深棕色面孔周围。人群发出轻轻的惊叫。

那个矮胖女人突然发出刺耳的尖叫声，犹如一把闪光的钢刀划破寒冷的天空。

“孩子，孩子！我的宝贝孩子啊！”

那女人对别人的孩子的呼喊声震撼着人们的心。她用手抚平还保持着烫发痕迹的女尸的头发，端详着那张嘴角歪斜的呆滞的脸；望着这张可怕的面孔，她同时看见了（只有母亲才看得见）那张从襁褓中向她微笑的活泼可爱的脸。

那女人站起身来，向德国军官跨了一步。大家全都注意到她的举动。只见她两眼逼视着那军官，同时在地上寻找一块没有同其它砖块冻在一起的砖头。她那只因繁重的劳动和冰水、开水、碱水损伤而变了形的患病的手，在寻找一块可以从冻结的土地上拿起的砖头。

哨兵感觉到即将发生的事不可避免，已无法阻拦那女人的举动，因为她比他和他的冲锋枪更强大。德国人也无法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孩子们用贪婪的目光急切地打量着她。

此时，除了那个用手帕裹着嘴的德国军官的面孔，矮胖女人什么也看不见了。她不知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浑身充满了一种可以征服周围一切的力量，她自己也处在这种力量的控制之下。她从自己棉袄口袋里摸出一片面包（这面包是一位红军战士头天晚上送给她的），递给那个德国军官，说：“给，收下吧，快拿着吃吧。”

后来，她自己也弄不明白此事是怎么发生的，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在遭受屈辱、孤立无援、气愤难言的痛苦时刻，她极度伤心，睡不着觉。她一生中遭受的屈辱太多了。女邻居诬蔑她偷了一小瓶素油，为此，她同女邻居打了一架；她向政府反映问题，区苏维埃主席不愿听她诉说邻里纠纷，把她从办公室里赶了出来；儿子结婚之后，就逼她搬到外面去住，怀有身孕的儿媳骂她是老娼妇，她忍受了痛苦和屈辱。这天夜里她躺在床上，不知为什么心绪不佳，气呼呼的，回想这个严冬的早晨发生的一切，她心想：“我过去是傻瓜，现在仍然是傻瓜。”

五十

诺维科夫的坦克军司令部从旅长们那里得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情报。侦察机关发现一些没有参战的德军新的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看来敌军正在从纵深地区抽调后备部队。

这些情报使诺维科夫大为不安：先头部队正在向前挺进，无法保障翼侧的防卫，假如敌人乘机切断为数不多的冬季道路，坦克部队就会失去步兵支援，断绝燃料，从而陷于瘫痪。

诺维科夫同格特马诺夫商讨了局势。他认为，必须把落在后面的后勤部队紧急调集上来，在短期内减缓坦克部队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