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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线叛变投向德寇，老设计师被判处十年徒刑，因为他是叛国犯的父亲……大多数人犯的是第58条第10款的反革命宣传罪，有的人是因为说话不谨慎，有的人是信口开河……有的人是五一节前被捕的，一般说来节曰前被捕的人特别多……这里曾经来过一个女人，侦查员给她往家里打电话时，她突然听见丈夫的声音……

说来奇怪，在这里，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接待室里，叶尼娅感到比在柳德米拉家里洗过澡之后心情安静一些，轻松一些。

一些女人递送的物品被接受了，她们显得多么幸福。

有人压低嗓门悄悄对旁边的人说：

“关于1937年被捕的那些人的情况，他们是凭空捏造。有个女人得到的答复是：‘还活着，在工作。’可她第二次来打听，还是同一个值班员，给了她一张证明：‘已于1939年死去’”。

就在这时，小窗里面的那个人抬眼望了望叶尼哑。这人相貌很平常，看样子是个办事员，也许他昨天还在消防局上班，只要首长吩咐一声，明天他就会到奖励处去填写表格。

“我想打听被捕的克雷莫夫。尼古拉。格里高里耶维奇的情况。”叶尼飯说，她觉得，连那些素不相识的人都会听出她的声音变了调。

“什么时候被捕的？”值班员问道。

“十一月。”她回答说。

他递给她一张查询表，说：

“填好之后直接交给我，不用排队，明天来听候答复。”

值班员递给她查询表时，又抬眼看了看她，这短促的一瞥已不是普通办事员的目光，而是保安人员聪明的富有记忆力的目光。

她填表的时候，手指直打颤，就像刚才坐在这把椅子上的季米里亚泽夫学院的那位老教师。

在与被捕者的关系一栏里她填写了“妻子”，并在这两个字下面画了一道粗线，以示强调。

她把填好的表格交回之后，便在沙发上坐下来，把身份证放进手提包里。过了一会儿，她又把身份证从手提包夹层里取出来，放在另一个夹层里，这样翻来覆去倒腾了几次，她知道，她不愿意离开这些排队的人们。

此刻，她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让克雷莫夫知道她在这里，知道她为了他而拋弃了一切，知道她是为他而来。

只要能让他知道她在这里，在他身边，她就心满意足了。

她沿着街道走去时，已是黄昏时分了。她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个城市里度过的。但是那种生活好像距离现在已十分遥远，那些画展、剧院、饭店里的午餐，到别墅去小住，交响乐音乐会，这一切好像不曾是她生活中的事。斯大林格勒，古比雪夫，诺维科夫那张漂亮的、有时她觉得像天使般俊美的脸都已从她的生活中消失。现在，只剩下库兹涅茨桥大街24号那间接待室了。她觉得自己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走在陌生的街道上。

斯特拉姆在前厅脱套鞋的时候，一边同年迈的女佣人打招呼，一边朝虚掩着的切佩任书房的门望了一眼。

老太婆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一边帮助斯特拉姆脱大衣，一边说：“快去吧，快去吧，正等着你呢。”

“娜杰日达。费多罗夫娜在家吗？”斯特拉姆问道。

“不在家，昨天带着侄女们到别墅去了。您还不知道，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战争快结束了？”

斯特拉姆对她说：

“据说一些熟人劝司机去向朱可夫打听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朱可夫坐进汽车，向司机问道：‘请问，这场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切佩任走出来迎接斯特拉姆，说道：“老人家，别拦截我的客人。你去请自己的客人嘛。”

斯特拉姆每次到切佩任这里来，都感觉到心情有些兴奋。现在，他心里虽然抑郁不乐，但仍然产生了一种很久未曾体验过的轻松感。

斯特拉姆每次走进切佩任的书房，打量着这些书架，总爱以开玩笑的口吻引用《战争与和平》中的一句话：“是的，人们在写作，而不是在享乐。”

这回他又说：“人们在写作，而不是在享乐。”

书架上摆得乱七八糟，看上去与车里雅宾斯克工厂里那些表面混乱的车间颇为相似。

斯特拉姆问道：

“您的孩子常来信吗？”

“刚收到大儿子一封信，小儿子在远东。”

切佩任拉着斯特拉姆的手，一声不响地紧握着，用沉默来表达那些无需用言词叙说的东西。老太婆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走过来，吻了吻斯特拉姆的肩膀。

“您有什么新闻，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切佩任问道。

“我的新闻同大家听到的一样…斯大林格勒的胜利。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希特勒快完蛋了。而我自己却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事，相反，一切都糟透了。”

斯特拉姆向切佩任谈起自己的种种灾难。

“眼下朋友们和妻子都劝我悔过。对自己的正确表示反悔。”

切佩任匆匆忙忙地讲着自己的情况…身患重病，日夜为治病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