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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我，还有您。把您撤职也是应该的。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究竟谁是对的，是您还是我。”

“德雷林老头儿已经回去了，回劳改营去了。”克雷莫夫知道他的话不会白说。

果然，卡采涅林博根说：

“就是这个讨厌的小老头儿，老是妨碍我的信仰。”

五十八

克雷莫夫听见有人在低声说话：

“不久前刚广播的，我们的部队粉碎了集结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好像活捉了保卢斯，我真的没听清楚。”

克雷莫夫喊叫起来，浑身发抖，两脚蹭着地板，想要混进那群身穿棉军衣、足登毡靴的人们中去……他们亲切的喧闹声盖过了身旁的低声谈话声。格列科夫踏着斯大林格勒街头一堆堆碎砖烂瓦，晃晃悠悠地朝克雷莫夫这边走来。

医生抓住克雷莫夫的一只手，说：

“该休息一会儿了……再打一针樟脑，脉搏每跳四下就停跳一次。”

克雷莫夫把一团咸乎乎的东西咽下去，说：

“不要紧，接着来吧，既然医生允许，我反正是不签字。”

“你会签字的，会签字的，”侦查员像工厂里的师傅似的亲切而自信地说。“比你更固执的人都签字了。”

持续了三天三夜的第二次审讯结束了，克雷莫夫回到牢房。

值班员把一个用旧白布裹着的小包放在他旁边，说：“囚犯公民，在转交物品收条上签个字吧。”

克雷莫夫看了看物品清单上那熟悉的笔迹：葱、蒜、糖、白面包干。清单下面写着：“你的叶尼娅”。

天哪，天哪，他哭了……

五十九

1943年4月1日，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斯皮里多诺夫收到苏联电力人民委员部部务会决议的墒要，决议要求他交清斯大林格勒发电厂的工作，去乌拉尔接任一个规模不大的泥煤发电站的站长职务。处罚不那么严厉，本来可以把他送交法庭审判的。斯皮里多诺夫没有把人民委员部的这个命令告诉家里，他想等一等州委会的决议。4月4日，州委会鉴于他在电厂处境困难时擅离职守，给予他严重警告处分。这个决定也很温和，本来可以开除他的党籍。然而，斯皮里多诺夫觉得州委会的决定不大公正，因为州委会的同志们明明知道，他直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最后一天都在领导电厂的工作，直到苏军开始反攻那天才去左岸看望在驳船底舱分娩的女儿。在州委会会议上他曾试图反驳，但普里亚欣态度严厉地说：“您对州委的决定不服，可以向中央监察委员会上诉，我想，什基里亚托夫？同志会认为我们的决定不够严厉、过于温和。”

斯皮里多诺夫说：

“我相信，中央监察委员会会撤消这个决定。”然而，由于他对什基里亚托夫其人早有所闻，所以不敢提出上诉。”“他心中顾虑重重，怀疑普里亚欣的严厉不单单因为斯大林格勒发电厂事件。普里亚欣当然记得他斯皮里多诺夫与叶尼娅和克雷莫夫有亲戚关系。他讨厌斯皮里多诺夫，是因为斯皮里多诺夫知道普里亚欣和在押犯人克雷莫夫是老相识。

在这种情况下，普里亚欣即使愿意，也无法支持斯皮里多诺夫。假如他这么做了，权威人士身边那些不怀好意的人马上就会向有关部门报告，说普里亚欣出于对人民的敌人克雷莫夫的同情，支持他的亲戚，贪生怕死的斯皮里多诺夫。

然而看得出来，普里亚欣没有支持斯皮里多诺夫不仅是因为不能这么做，而是因为他不愿这么做。普里亚欣显然知道，克雷莫夫的岳母到斯大林格勒发电厂来了，与斯皮里多诺夫住在同一套房子里。普里亚欣也许知道叶尼婭与母亲通信，前不久给她寄来了写给斯大林的一份申诉书的副本。

州委会议散会后，州国家安全处处长沃罗宁在小卖部里碰上了斯皮里多诺夫，后者正在那里买奶酪和香肠。沃罗宁用嘲笑的目光望了他一眼，并且用嘲笑的口吻说：“天生的好管家斯皮里多诺夫，刚刚受了严重警告处分，现在又采购来了。”

“有个家，毫无办法，我现在当外公了。”斯皮里多诺夫说着，脸上露出不幸的负疚的笑容。

沃罗宁也冲他笑了笑，说：

“我还以为你是在准备给犯人送的东西呢。”

听了这番话，斯皮里多诺夫心想：“调到乌拉尔去也不错，不然的话在这儿我会彻底完蛋的。那时薇拉带着小孩到哪里去呢？”他坐在一辆吨半卡车的驾驶室里向斯大林格勒发电厂驶去，透过模糊的玻璃窗望着即将告别的这座被战火毁坏的城市。斯皮里多诺夫在想，战前他妻子就是沿着这条现在被碎砖堵塞的人行道去上班；他想到供电网；他在想，等新电缆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运来，他已不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了；他在想，小外孙由于营养不良胳膊和前胸长了疹子；他在想，“严重警告就严重警告吧，就这么回事”；他在想，人们不会发给他保卫斯大林格勒奖章。不知为什么一想到这里，他的情绪更坏了。奖章的事比离开这个城市更加使他难过，尽管他的生活、工作、他为玛鲁夏流的眼泪都同这座城市连在一起。因为得不到奖章，他甚至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