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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

对一个看惯了军装和制服的人来说，侦查员的西服显得有点古怪。不过他的脸倒显得毫无特色，黄巴巴的，没有血色，司令部的少校和政工人员中有不少这种脸型。

开头几个问题回答得很轻松，甚至很愉快，仿佛其余的问题也会像姓名和父称一样简单明了。

被捕者回答得很匆忙，大概想帮侦査员把问题弄清楚。然而侦査员对他一无所知。他们之间隔着一张办公桌，却没有隔断他们的联系。他们两人都是党员，都缴纳党费，都看过电影《夏伯阳》，都在党中央听取过指示，在“五一”节前几天，他们都曾被派到工厂去做过报告。

侦査员提了一大堆无关紧要的问题。被捕者心里越发安定了。他们很快就要谈到问题的实质，他会解释自己如何带领人们突围的。

问题终于弄清楚了。坐在桌前的这个人没有刮脸，军便服的领子敞开着，扣子被揪了下来，这个人有姓名和父称，生于秋天，就民族而言他是俄罗斯人，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国内战争，没有参加过反动组织，没有受过法庭审讯，加入联共（布）已二十五年，曾被选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代表，太平洋地区工会代表大会代表，没有得过勋章和奖励的武器……

一想到突围，想到那些随同他转战于白俄罗斯沼泽地和乌克兰田野的人们，克雷莫夫的心情便紧张起来。

他们中间有谁被捕了，谁在受审时丧失了意志和良心？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使得克雷莫夫吃了一惊，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与那次突围毫无关系：“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同弗里茨。哈根认识的？”

他沉默良久，然后答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托姆斯基的办公室同他认识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1927年春天。”

侦查员点了点头，仿佛他了解这段久远的往事。

然后他叹了一口气，打开那只写着“永久保存”字样的公文夹，不慌不忙地解开上面的白色绦带，开始翻看那些写满字的活页纸。克雷莫夫模模糊糊地看见用不同颜色的墨水写的材料，还有一些打印的材料，每隔一两行便有几行用红铅笔、蓝铅笔和普通的石墨铅笔草草写成的简略的批语。

侦查员一页页地慢慢翻看着，好像大学里的优等生翻阅一本教科书，预先知道这门课他已从头至尾认真钻研过似的。

他偶尔打量克雷莫夫一眼。这时他成了一位画家，正在对照模特儿察看画得是否相似：外部线条、气质、心灵的镜子——眼睛……

他的目光变得十分冷淡。他那张脸本来平平常常，1937年以后，克雷莫夫经常在区委、州委、区警察局、图书馆和出版社遇见这种面孔，可是这张脸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平淡。克雷莫夫觉得，他全身由一些单个的方块拼成，但这些方块没有拼成一个完整的人体。一只方块上长着眼睛，另一只方块上长着慢慢划动的胳膊，第三只方块上长着提问题的嘴巴。这些方块混在一起，失去了比例，嘴巴变得特大，眼睛长在嘴巴下面布满皱纹的额头上，而额头却长在下巴的位置上。

“嗯，就这样吧。”侦查员说，这时他的面孔又恢复了人形。他合上公文夹，弯弯曲曲的线绳露在外面。他忘记系线绳了。

“像一只解开了鞋带的皮鞋。”这个受尽屈辱的人心想。*

“共产国际，”侦查员用庄重的语气缓慢地说，然后又用普通的语气补充道：“尼古拉。克雷莫夫，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接着他又用庄重的语气缓慢地说：“第三共产国际。”

然后他默默地沉思了好久。

“啊，这个风流娘儿们穆西卡。格林贝格！”侦查员突然活泼而狡猾地说，那口吻像男子汉们在随便聊天，克雷莫夫大为难堪，心慌意乱，脸涨得通红。

确有其事！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至今感到羞愧。他那时好像已经爱上了叶尼娅。他好像是下班之后去看一个老朋友，打算向他还债，好像是出差前向他借了一笔路费。后来的一切他记得清清楚楚。康斯坦丁不在家。可他从来没喜欢过她，由于不停地抽烟，她的嗓音低沉，时常用十分自信的口吻评论一切。她在哲学研究所担任党委副书记，的确长得很漂亮，像俗话说的，是个出色的娘儿们。是啊，他在长沙发上搂抱了康斯坦丁的老婆，后来又同她会了两次面……

一小时之前他还以为，这个从农村地区提拔上来的侦查员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然而时间慢慢过去了，侦査员还在盘问与克雷莫夫共过事的那些外国共产党员的情况，他知道他们的小名、诨号，知道他们的妻子和情妇的名字。从他掌握的大量材料来看，的确有某种不祥的预兆。即使他克雷莫夫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他的话对历史来说句句重要，也不值得把这么多皮毛小事收入这只公文夹啊。

然而，不存在什么皮毛小事。

不管他走到哪里，都会留下他的足迹，随从们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记下了他的生活。

对某个同志所作的带讥笑意味的评语，对读过的某一本书的评价，生日酒宴上诙谐的祝酒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