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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钟的电话，他写给会议主席团的辛辣的纸条，全都收集在这只带线绳的公文夹里。

他的言论和行动被收集起来，烘干之后制成一套丰富的标本。那些不怀好意的手指孜孜不倦地收集着荒草，荨麻、飞廉、滨藜……

伟大的国家居然对他与穆西卡。格林贝格的风流韵事感兴趣。那些微不足道的词句、皮毛小事，同他的信念交织一起，他对叶尼娅的爱情毫无意义，而那些偶然的无聊的男女关系却非同小可，他已分不清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皮毛小事了。看来，他所说的那句有关斯大林的哲学知识的不恭敬的话，比他十年中日以继夜从事的党的工作还重要。1932年，他在洛佐夫斯基的办公室同一位来自德国的同志谈话时，真的说过苏联工会运动中国家意识太多、无产阶级意识太少吗？显然是那位同志告的密。

然而，我的天哪，全是谎言！黏糊糊的易碎的蛛网扯进他的嘴巴里、彝孔里。

“您要明白，侦査员同志。”

“称呼侦査员公民。”

“是的，是的，公民。要知道这是欺骗，是个人成见。我在党内工作了四分之一世纪。1917年我发动过士兵暴动。我在中国工作了四年。我日日夜夜地工作。认识我的人不计其数……卫国战争开始后我志愿上了前线，在最困难的时刻人们相信我，愿意跟我走……我……”

侦査员问道：

“怎么，您是到这里领奖状来了？您这是在填写奖励表吧？”他的确不是为了谋求一张奖状。

侦査员摇了摇头，说：

“还埋怨妻子没有来送东西。就您这样的丈夫！”

这番话他是在牢房里对博戈列耶夫说的。我的天哪！卡采涅林博根曾用开玩笑的口吻对他说：“一个希腊人预言说，万物皆流逝，而我们断言，所有人都告密。”

他的全部生活进入这只带线绳的公文夹之后，便失去了它的规模、长度和比例……这一切？昆作一团灰溜溜、黏糊糊的东西。连他自己也弄糊涂了。他曾在令人难以忍受的潮湿闷热的上海从事四年超强度的地下工作，在斯大林格勒组织渡河，他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不知是这些东西重要呢，还是他在“松林”疗养院就苏联报纸内容贫乏对一个不大熟悉的文学研究家说的那几句气话重要。侦査员用亲热的口吻温和地低声问道：“现在请您给我说说，法西斯分子哈根是如何吸收您当间谋，要您从事破坏活动的。”

“难道您当真……”

“克雷莫夫，别装傻啦。您自己看见了，我们对您的生活经历的每一步都了如指掌。”

“正因为如此……”

“别再装胡涂了，克雷莫夫，您骗不了安全机关。”

“是的，可这些东西全是谎言！”

“请别激动，克雷莫夫。我们有哈根的供词。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并且交待了您与他的罪恶联系。”

“您就是向我出示十份哈根的供词也没用。这些供词是伪造的！是梦话！既然你们有哈根的这些供词，为什么还要相信我这个特务、间谍，为什么还让我当军队的政委，带领人们去打仗呢？当时您在什么地方，您为什么不管呢？”

“怎么，是叫您到这里来教训我们的？难道应该由您来领导安全机关的工作？”

“这和领导、教训有什么关系！关键是要符合逻辑。我了解哈根。他不可能说他吸收我当了间谍。不可能！”

“他为什么不可能做这种事呢？”

“他是共产党员，是革命斗士。”

侦查员问道：

“您永远相信这一点？”

“是的，”克雷莫夫答道，“永远相信！”

侦查员连连点头，一页页地翻看着案卷，慌乱地重复着：“既然永远相信，那么情况在变化……情况在变化……”他把一页纸递给克雷莫夫。

“请看看这个。”他用手掌遮住这页纸的一部分，说道。

克雷莫夫看了看纸上写的东西，耸了耸肩。

“可耻。”他离开那页纸，说道。

“为什么？”

“此人没有勇气公开声明哈根是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也没有卑鄙无耻地指控他有罪，他这是为自己开脱。”

侦查员移开手掌，让克雷莫夫看了看下面的签字和日期：克雷莫夫，1938年2月。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侦查员厉声问道：

“大概他们打了您，所以您不得不提供这样的证词。”

“不，没有人打过我。”

侦查员的脸又分解成方块，那双怒气冲冲的眼睛流露出厌恶的目光，嘴巴说道：“事情是这样的。被包围之后，您脱离队伍整整两天。一架军用飞机把您送到德军集团军群司令部，您向德国人提供了重要情报，领取了新的指示。”

“海外奇谈！”敞开着军便服领口的人说。

侦查员继续审查案情。此时，克雷莫夫不再感觉自己是个思想坚定、意志坚强、头脑清醒、时刻准备为革命上断头台的人。

他感觉自己很虚弱，优柔寡断，他在说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