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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凭票供应商店里？买鹅，这很好……为什么凭一号票不卖？谢廖沙的妻子给处里打了电话，她凭一号票买了一只羊腿，叫我们俩去她那里。对了，我在小卖部买了点奶渣，不是酸的，八百克……今天煤气烧得怎样？你别忘了衣服的事。”

接着侦查员又说：

“啊，你感觉怎么样，不想念我吗？那你可要当心。在梦中见到我了？是什么模样？穿着裤衩？可惜……那好，你可要当心，我回到家里你就该去上进修班了……收拾房间……这很好，不过要当心，千万别搬重东西，你无论如何不能干这个。”

这番小市民的日常对话却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谈话越富有生活气息，越充满人情味，打电话的人就越不像人。猴子模仿人的举动，做出一副吓人的模样……与此同时，克雷莫夫明显地感觉到自己也不是人，因为人们不会当着外人的面打这种电话……“吻你的嘴唇……不愿意……那好吧，算了，算了……”

当然了，照博戈列耶夫的理论来说，如果克雷莫夫是一只安卡拉猫，是一只青蛙，是一只金翅雀或者是木棍上的一只甲虫，那么这番谈话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侦查员最后问道：

“烤糊了？好吧/决去，快去吧，再见。”

然后他掏出一本书和一个笔记本，便读起书来，有时用铅笔记着笔记，也许，他在准备小组学习的发言，也许准备做报告……这时他怒气冲冲地说：“您怎么老是跺脚，像参加体育大检阅似的？”

“脚麻了，侦查员公民。”

侦査员又专心致志地读那本科学著作去了。

大约过了十分钟，他漫不经心地问道：

“怎么样，想起来没有？”

“侦查员公民，我要上厕所。”

侦查员叹了一口气，走到门口，轻轻唤了一声。狗需要在不适宜的时间外出大小便时，主人的脸色常常是这样的。一个穿野战服的红军士兵走进来。克雷莫夫用老练的目光打量他一番：看来一切正常，腰带扎得很整齐，衬领很干净，船形帽的戴法也合乎规定。只是这位年轻士兵做的不是士兵应做的事。

克雷莫夫站起来，由于在椅子上坐得太久，两腿麻木了。开始走动时腿有点打颤。在厕所里，他匆匆地思索着。哨兵一直在监视他。回来的路上，他仍在紧张地思索。有些东西值得思索。

克雷莫夫从厕所回来，侦查员却不见了，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坐在他的位子上，此人佩戴着天蓝色的镶红边的大尉肩章。大尉沉着脸打量被捕者一眼，仿佛对他有刻骨仇恨似的。

“站着干吗？”大尉说，“坐下，诺！把身子挺直了，老家伙，弓腰干什么？当心我揍你一顿，你会直起身子的。”

“他就这样同我认识了。”克雷莫夫心想，这时他感到害怕，在战场上也从来没这么害怕过。

“审问就要开始了。”他心想。

大尉吐着一团团烟雾，他的声音在白茫茫的烟雾中继续说：888

“这是纸和笔。难道还要我替你写吗？”

大尉很乐于侮辱克雷莫夫。也许这就是他的职责？就像在战场上，有时命令炮兵开炮扰乱敌军，于是炮兵日夜不停地射击。

“你是怎么坐的？你到这里睡觉来了？”

过了几分钟，他又朝被捕者喊道：

‘‘喂，你听着，难道我不是对你说的，我说的话和你没关系？”

他走到窗前，拉开灯火管制窗帘，关掉电灯。晨曦阴郁地望了望克雷莫夫的眼睛。自从来到卢布扬卡监狱，他头一次见到白天的亮光。

“磨蹭了一夜。”克雷莫夫心想。

他一生中有过这么痛苦的早晨吗？几个星期以前，他漫不经心地趴在一个弹坑里，仁慈的炸弹从他头顶上呼啸而过，那时他真的感到幸福自由吗？

但时间给打乱了：他前几天还战斗在斯大林格勒，可他走进这间办公室却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窗户面对着这座内部监狱的内部天井，窗外的光线呆滞而又灰暗。那是污水坑，不是亮光。在这阴森森的晨光下，各种物品比在电灯光下显得更加呆板、阴沉、带有敌意。

不，不是靴子变窄了，而是脚肿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过去的生活和工作与1941年被包围有什么联系？是谁把这些毫无联系的事情连在了一起？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切是谁的需要？目的何在？

他的脑筋在紧张地转动着，一时间他甚至忘却了腰酸背疼，浮肿的双腿撑着靴统他也毫无察觉。

哈根，弗里茨……我怎么能忘记呢，那是在1938年，我坐在一间这样的房间里，对了，不是这样坐着，那时口袋里装着通行证。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愿望真是够卑鄙的，想讨好所有的人，想讨好警卫处的工作人员、值班警卫和那个穿军装的电梯工。侦查员对他说。/‘克雷莫夫同志，请帮帮我们的忙吧。”不，最卑鄙的还不是那种讨好的愿望。最卑鄙的是坦白交待的愿望！啊，现在他想起来了！这里所需要的正是他的坦白交待！当时他心胸坦荡，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