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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话，在重复那些荒唐的流言，他竟敢以嘲讽的态度看待苏联人民对斯大林同志怀有的那种感情。他不加选择地结交朋友，他的朋友中有许多人被镇压了。他的理论观点混乱不堪。他与一位朋友的妻子同居。他两面三刀，提供了有关哈根的卑鄙的证词。

难道是我坐在这里？难道这一切都发生在我身上？这是在做梦，在一个夏天的夜晚做的奇妙的梦。

“在战前，您曾经为国外的托派活动中心提供过情报，透露国际革命运动领导人的意向。”

即便不是白痴，不是恶棍，他也会怀疑这个卑鄙下流的家伙变节。如果克雷莫夫处在侦査员的位置，他也不会信任这种人。他了解那些新型的党务工作者，他们接替了在1937年被清洗或被解职和排挤的党务工作者的职位。这些人与他的气质不同。他们读的书与他不同，读书的方式也与他不同。他们不是阅读，而是“深人研究”。他们热衷于物质享受，珍惜生活福利，革命的自我牺牲精神与他们格格不入，或者说不是他们性格的基础。他们都不懂外语，喜欢保持俄罗斯人的本色，他们的俄语说得也不地道，说到“百分比”、“夹克”、“柏林”、“杰出活动家”之类的词汇时，不是弄错了重音，便是漏掉了字母。他们中间也有聪明人，但是，他们的主要能力不在于思想，也不在于理智，而在于办事能力和巧妙手腕，在于小市民的清醒见解。

克雷莫夫明白，伟大的共性使党内新老两代干部联合起来，关键不在于差别，而在于统一，他们的共同点是相似的。不过，在这些新人面前，他总有一种优越感，一个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者的优越感。

他没有发觉，现在他同侦査员的关系已经不在于他愿意不愿意让侦査员亲近他，承认不承认侦査员是党内的同事。现在，与侦查员团结一致的愿望已成为一种可怜的希望，希望他同意尼古拉。克雷莫夫亲近他，哪怕是承认他身上不单单有恶劣、卑贱、龌龊的品质也好啊。

现在，连克雷莫夫也没有发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侦査员的信心就是共产党员的信心。

“如果您真的能够诚心诚意地悔过，如果您对党还有一星点爱，那您就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以此来帮助党吧。”

此刻，克雷莫夫从自己的大脑皮层里驱逐着令人痛苦万分的软弱，突然喊道：“您从我口中什么也得不到！我不会在伪证上签字的！您听见了吗？我不会在刑讯之下签字的！”

侦查员对他说：

“您考虑一下吧。”

他又翻看档案材料，没有打量克雷莫夫。时间在流逝。他把克雷莫夫的案卷移到一旁，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他仿佛把克雷莫夫忘了，不慌不忙地写着，时而眯起眼睛来集中思想。然后他把写好的东西看了一遍，又思索片刻，从抽屉里取出一只信封，开始在信封上写地址。大概这不是一封公函。然后他把地址念了一遍，在姓氏下面画了两条重线。然后他往钢笔里灌了墨水，擦去笔尖上的墨水滴。然后他开始在烟灰缸上削铅笔，其中一支铅笔的铅心老是折断，但侦查员没有生气，耐心地重新把它削尖。然后他把铅笔尖在指头上试了试。

被捕者在思索。有些东西值得他思索。

哪儿来这么多的告密者！一定要好好回忆一下，弄清楚是谁告的密。但弄清楚又有什么用？穆西卡。格林贝格……侦查员还会去找叶尼娅……可是说来奇怪，叶尼M的情况他一句也没问，他没有提到她……我的情况莫非是夏瓦提供的？可是我该招认什么呢，招认什么？我身陷牢狱，秘密永久是秘密，党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约瑟夫、科巴、索索为什么要杀这么多善良而坚强的人呢？令人担心的不是侦查员的那些问题，而是沉默，而是他不愿说出的事。卡釆涅林博根的话是对的。他当然要从叶尼娅谈起，她显然已经被捕了。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难道我这是在坐牢？多么寂寞，我这一生有很多差错。请原谅我。斯大林同志！只要您说一句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有罪，我误入了歧途，我说话不慎，我产生过怀疑，党全知道，全看得见。我为何要同那个文学家闲聊呢？为了什么？不都是一回事吗。然而这与被包围有什么关系呢？这些诬陷、谎言、挑拨都令人奇怪。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替哈根说话，为什么？哈根兄弟，我的朋友，我不怀疑你的纯洁。哈根把自己那双悲伤的眼睛从他身上移开了……

①约瑟夫是斯大林的名字。科巴和索索是斯大林参加革命后使用过的化名。886

侦查员突然问道：

“怎么样，回想起来了吗？”

克雷莫夫两手一摊，说：

“我没有什么可回想的。”

电话铃响了。

“喂，”侦查员拿起话筒，匆匆瞥了克雷莫夫一眼，说道：“是的，你准备一下，快该接班了。”克雷莫夫觉得侦查员在谈论他。

侦查员放下话筒，接着又把它拿起来。他打起电话来令人奇怪，仿佛坐在他旁边的不是人，而是一头两条腿的野兽。看来侦查员是和妻子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