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故事总是有结局的，差别在于你把句号画在哪里。于思曼的轨迹一直在我的余光中延伸，我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她像所有人那样，结婚，后悔结婚，在合适的年纪收窄自己的人生。有时候，我会宁愿这样隔着距离地注视，在某个更有戏剧性的时刻“戛然而止”。就像阿B那样。关于他的最后一条消息是我妈说的。那天，楼上窦家兵荒马乱，我妈说阿B又给请进了公安局。
“这一次高级了，是协助调查。”我仔细看看我妈的表情，确定她没有讽刺的意思。
“前一阵楼上不是一直说他赚到钱了，要买桥那边新造的大房子吗？”
“赚嘛是赚过一点儿——”我妈说，“可是，这孩子我从小看到大，好好的，踩在平地上都会有坑……”
这个坑是阿B的上家埋下的。这两年寻呼机生意好，人人都想在城里的哪个制高点竖起一柱发射台，卖机器那点儿赚头真不如入网送机赚台费，何况手上只要有个几千用户，就可以连台带用户一起卖给大公司。阿B的上家徐老板心思太活络，年前进了一大批便宜货，发票出了问题，被海关查封。这一查不要紧，拔起萝卜又带出了泥，有人发现徐老板公司申请频率的手续根本没办完。邮电局并没有批准。那个发射台完全是违法使用信道频率。
阿B押上了一大笔钱，从徐老板那里购入机号，这下全砸在手上。他本是协助调查，公安局并没有追加什么严厉的处罚，可到底还是把他的货给一股脑儿没收了。好比踩空一级台阶，落下去虽然不是万丈深渊，也不见得能立马拍拍屁股站起来。
“本来倒是赶上一个好风口的……别人做这行，赚了钱又去建台，建了台再连台带号打包卖掉，赚来第一桶金，转个手就投进了房地产——看看他们现在是什么身家！”几年以后，我妈学到一大堆新名词，跟我和于思曼兴致勃勃地算起了这笔老账。
于思曼猝不及防地听到这个名字，脸色一变，匆匆跑进卫生间。
“所以……阿B还干这个吗？”
“我怎么知道，”我妈冲着我挤挤眼睛，向卫生间努努嘴，故意提高嗓门说，“他们搬走以后我们就断了联络。有什么意思呢？我巴不得把以前的事情全忘了。”然后她又突然把声音压到最低，“听说，他们都回宁波乡下去了。说是要休整一段时间，然后就没再回来。”
卫生间里的水龙头开到了最大。顿时，整个空间里都是哗啦哗啦的泼溅声，还有水龙头里发出的鸣响。洗手，洗任何东西，都没有必要发出那样大的声音。
“也是。咳，现在都用手机了，我还在问寻呼机的事儿……”我讪讪地给自己打了个圆场，把话题转向别处。
然而故事终究是由人来讲的。你完全可以往前折个半页，把句号画在一个更明亮的地方。也许应该选在被拆掉的光学仪器厂旧址、阿B的通信器材小店旁边，或者那一年新开张的卡拉OK厅。
那时的卡拉OK已经有包房，却没有全套的数字点歌系统，只有半手动的点歌机。你得在厚厚的点歌本里查到你要的那一首歌的编号，然后输进去，等着那几排红色的小灯再亮上一盏。你伸着脖子看花眼，你被头上转动的灯球闪得太阳穴一跳一跳，你听着耳边全然失真的混响，忍受着别人的荒腔走板，可你还是傻乐傻乐的。
阿B的酒量比法国电影周那年大得多。他点了金汤力，要我也尝一口。我摇摇头，说我喝芬达吧，他说芬什么达呀，管亦心你喝鲜榨的橙汁——对对，叫柳橙汁，姨婆是这么说的。我说别费那事了，我坐坐就走，阿B哥我知道我错了，我没办成事儿，我一个人来算什么呢？思曼姐姐是忙，真的忙，她那是外企——
在阿B店里帮手的小伙计把点歌本从头翻到尾，嘴里嚷着大哥啊哪有《让一切随风》啊，钟镇涛过气啦，只有一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
“俗，”阿B鄙夷地说，“这店真没品位，粤语歌那么少。”
我愿意把句号写在这一刻，我相信阿B也是。在灯球的照耀下，他整个人通体闪亮，仿佛成了某种抽象的存在，身前身后都不再奔跑着时间的猛兽，张开血盆大口。
“这算多大点儿事啊。”他的笑声的后半截被朋友们的嘶吼淹没，有人在唱着要在雪地里撒个野。
“等一件事儿等得久了，你猜你最怕什么？就像排个老长老长的队，前面越来越短，这时候你突然就慌了。这事儿闹的，你都要排到头了你怕什么？你怕什么？”
是啊，阿B你怕什么？
“怕排错队嘛，哈哈哈。你要买大排骨的，排了半天才发觉大伙儿都在买葱。这下好了，葱倒是有了，大排骨没了，你拿什么做葱烤大排骨？”
我笑出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