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通常，话说到这里，便是饭局气氛最愉悦的时刻。一桌人暗暗分享着集体构建的优越感，各种轻巧的段子在空气中友好地摩擦，你看到火花照亮刚刚洗过的牙齿表面。“春风”，多么平庸的名字，简直从一开始就预示了必将流于庸俗的结局。想当年，我们的“梅花落”可是郑重其事，投了三轮票才选出来的。
康啸宇记得那次投票，记得在最后一轮里于思曼怎样把他们俩的票都折成鸟的形状。“兰波”和“叶芝”都已经在前两轮给淘汰了，只剩下“梅花落”和“草生长”。于思曼说，“没有人看见草生长”当然不错，但那是外国人写的啊。在帕斯捷尔纳克和张枣之间，你感觉不到那种……嗯，那种微妙的、发自血缘的倾斜吗？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康啸宇念了好几遍，最后在于思曼的凝视中把票上的“草”改成了“花”。八比七，“梅花落”险胜，于思曼在回宿舍的路上踮起脚尖献上骄傲的初吻。她的睫毛在鼻翼两侧投下阴影，牙关紧闭。慌乱的康啸宇只能打着哆嗦在她嘴唇表面来回蹭。
康啸宇被三十年的时差震得微微晕眩。毕然的朗声大笑仿佛隔了一堵墙隐隐传进来。投票那会儿，毕然还没有加入诗社，却总是能把这段历史描述得栩栩如生，巧妙地融入他的演讲素材。他说不让一生中后悔的事情堆积成负能量是何等重要，他说落满梅花的南山是我们心底里最柔软的净土——但你不能陷进去，要不然净土就会成为沼泽。他说着说着语速越来越快，突然一个急停，把一个温暖宽厚的微笑抛向康啸宇——你瞧，我又拿陈年旧事来班门弄斧了。我差点儿忘了，我们这些人都是文艺的逃兵，只有你康老师才是专家。
五新文艺
在康老师的圈子里，说别人是专家就跟骂人差不多。至少康啸宇的眼前会马上浮现出《新文艺》杂志开研讨会时，迎来送往的那些老面孔。他们签到，接过一模一样的环保袋，拿出其中的信封塞进公文包里，然后把环保袋留给自己的老婆买菜。你很容易判断专家们的资历。年轻一点儿的从会议一开始就把手里的材料翻出响声，用铅笔在白纸上奋力记录着什么。他们熟练地察言观色，计算着什么时候接过话筒才算既得体又不浪费——会议开到三分之二以后，媒体通常会走得一家都不剩。越是资格老的，越是不需要掩饰自己并不怎么熟悉会议的主题。书好不好，电影行不行，画高级不高级，我不用看，闻一闻就知道——真正的专家都这么说。
康老师相信自己跟他们不是一路人，却拿不出有力的证据。用于思曼的话说，康啸宇既不是缺少才气也不是毫无运气——他就是眼神差，看不准。看不准别人，看不准自己，更看不准形势。刚毕业那会儿，高校清汤寡水，只有他傻乎乎地选择留校，一边念秦教授的硕士，一边当哲学系的助教。秦教授北上发展之前，招呼他到家里来吃饭，几次欲言又止，到底没说出什么来。他知道，这一走，康啸宇必然被系主任视为老秦留下的外人——剪掉他就像剪掉一只根本来不及长硬的翅膀，只是举手之劳。
即便如此——于思曼站在时间的瞭望台上指出——只要再忍两年，也许一年半就够了，全国高校的大规模扩招就开始了。在师大，一毕业就留校，一留校就有课教的好时光，早就是过了这个村没有那个店了。如今，没有海外名校的学位，没有一点儿拿得出手的项目，你根本不好意思往学校递简历。相比之下，系主任的态度又算什么呢？事情是会变的，主任是会老的，小鞋穿着穿着，说不定会渐渐合脚的。
这两年，于思曼喜欢研究心理学。她说康啸宇之所以总是把一手好牌打烂，其实是受到了强烈的负面心理暗示的影响。康啸宇当然不承认，可他没法解释自己身上怎么会出现那么多巧合。从师大投奔出版社，三年就当上了总编助理，这明明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良好开局，怎么会转眼间就给逼到了阴暗的墙角？他上任以后签的第一个字，怎么会偏巧卷进一场出版事故？
小康啊，你听我说——社长的眼神看起来就跟秦教授一样闪烁不定——我知道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可是你这总编助理没有级别，背个处分没有实质性影响，过了这阵风头，社里的后备干部选拔还不是我们说了算？
话说到这个份上，他康啸宇还能有什么选择？后来，当他被调到社办期刊《新文艺》当编辑部主任的时候，他还宽慰于思曼说这样也好。最起码，文艺，新文艺，难道不是我们最喜欢干的事情吗？于思曼没有回头，对着镜子卷睫毛，照例用一句话结束战斗：文艺这种事，一旦从纸上跳下来，我就不喜欢了。
社长的许诺只是说说而已，这个康啸宇知道；踩空一步，上升通道就会在你眼前缓缓关上门，这个他也知道。他没有料到的是科技的力量。他不知道他接手《新文艺》的时候，四五个人尚且能自负盈亏的状况，将是这本双月刊在未来十年里的巅峰——然后，就只有走下坡路的份了。
现在轮到于思曼来宽慰康啸宇了。如今哪有杂志不走下坡路的，上坡的是他们新媒体。你们社办期刊虽然没有政府资助，好歹有出版社罩着，只要开源节流不进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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