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他那首《风筝》——康啸宇摇摇头，想把那讨厌的旋律甩出去。
七风筝误
《风筝》是梅花落的万年梗。它适合出现在饭局的任何时间，适合匹配任何微妙的情绪。骄傲、自嘲、怀旧、揶揄，都可以有一点儿——也可以一点儿都没，只是偶尔冷场时邵凤鸣吹起的一句口哨。苏眉说，廖导你做这新节目缺不缺主题曲啊？于思曼便飞快地接口——上《风筝》啊，就让唱《爱的供养》的那位唱，流量够不够？
毕然顺着话音朝于思曼看了一眼。虽然不露痕迹，康啸宇还是在其中捕捉到了某种无处安放的亲昵。于思曼没有告诉他，她私下去找毕然是在哪一天，在怎样的环境里。他没有问她，除了附中的表格，他们还有没有聊点儿别的，毕然是不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极力压制伤感和得意，问她——你后悔了没有？
然而康啸宇无法遏制想象。想象这样的画面，让他既厌恶又兴奋——尤其是当他穿着这样一套僵硬的、让人忍不住出汗的新衣服。他的意识飞出身躯，用毕然的眼睛看于思曼，把曾经的仰视变为满含怜爱的俯视乃至逼视。最后，这问题甚至穿透于思曼的身体，像一支不屈的箭，射向更深处。他使劲儿看，看见更深更远处，站着一个模糊的人影。那是三十年前的康啸宇。
你后悔了没有？
没有。我有什么好后悔的？三十年前，我就知道诗不是为了被看懂而写的。苏眉说康啸宇将来一定会比海子厉害的时候，她看懂我了吗？她知道我从来不读海子吗？她知道我写“树林另一边是哪座校园，倒影在河水中四分五裂”，是在向艾略特致敬吗？那时她连《荒原》都还没听说过。
于思曼也许比苏眉懂一点儿。她对我说，让她亲吻写出这些字的手。她的膝盖慢慢弯曲，我的手指微微震颤。她不让我把手举起来，而是跪在地板上，嘴唇从我双手垂下的地方，向上，向下，向内，向四面游走。我的裤子潮热得像东南亚的红树林。这一刻凝固在我的记忆里。我越来越无法肯定，让她跪下的，是我，还是我写的那句“我们都是被历史除不尽的余数”，或者仅仅是她喜欢自己臣服于文学的姿态——那时谁不喜欢这样想？
我不后悔。去年我跟于思曼说，如果《风筝》是我写的，你怎么想？我说，你想想，除了《风筝》，毕然还有过什么作品？他进诗社以后就光顾着跟别的社团搞公关了。于思曼鼻子里哼了一声，低头继续刷手机，过了一刻钟才抬起头，说康啸宇你不要编这么劣质的故事好不好？那怎么可能是你写的，它的意象那么直接，结构那么简单，它那么浅——有几句，甚至还押了韵。
也许，最了解我的那个人，是毕然。他不晓得用什么办法，从外文书店的仓库里弄来一本烟灰色布面的英文版《荒原》，说要我把他弄进“你们那个诗社”里。他不稀罕春风，他说，我不会写诗，但我知道什么是好诗，你的就是。他说跟着我混就好像跟着艾略特混——这话没法更假了，但是假得讨人喜欢。他说他想进诗社是为了泡妞这话固然没错，但他会认真地泡，毕竟他做什么事都很认真。他说你们的章程规定要交一首诗，最好能发在校刊上，拜托你拿一首最差的给我就成。
《风筝》是我最差的诗，差到我写完以后就扔在一边不好意思给于思曼看。它就像一张甜俗的有酒窝的脸，贴上用玻璃纸剪出来的眼泪。毕然拿到《风筝》的第一天就把它背了出来，此后的人生他将无数次背诵它。他读得那么好听那么真诚，让我怀疑这首诗本来就是从他皮肤的某个毛囊里生长出来的，混在他浓密的毛发中，只不过借助了我的手——被于思曼亲吻过的手——才落到了纸上。
我们从来没谈论过这件事。我是说，把《风筝》交给毕然之后，我就再没有跟他提起一个字、交换过一个眼神——即便在它被写成歌之后，即便在它把他塑造成带着一长串定语的“代言人”之后。
八代言人
米娅从包里翻出的《新贵》杂志上，毕然又当了一次代言人。这回被他代表的是“华丽转战商界的八十年代诗人们”。整整四页的专访配上一组在布达拉宫前拍的大片，毕然双手的拇指托住下巴，其他手指并拢成三角支在鼻梁上，像是在冥思，也像在祈福。在酷烈的日光下，毕然脸上的皮肤依然光滑，显然是后期处理过度磨皮的结果。
IPO前最后一哆嗦了，毕然说，最近出镜率是有点儿高，大家忍着点儿哈哈。
我以诗人的身份旅行。诗歌也有与社会对话的能力。守住诗意就是守住底线。廖巍把小标题轮流念了一遍，放下杂志，说毕总你这人设扛着这么大一家公司，我看着都累得慌。
话也不能这么说……毕然舀起一勺嫩豌豆，作势要讲出一番内幕，话到嘴边又似乎觉得没什么意思，于是原路折返，跟豌豆一起咽了回去。稍事整理后再吐出来，便字字都是场面话了。
企业形象。新媒体特性。成熟稳健。文化底蕴。团队精神。组合拳的第一套打法。传播路径的蝴蝶效应。渐渐浓厚的酒意把一个毕然变成几重略微分离的影子，把一大段演讲分割成一串关键词。
然而康啸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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