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不堪，在不良风气影响下，参与政治活动的人多半寡廉鲜耻，常因私欲而罔顾公义，彼此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导致是非不明，毁誉无常。在此情形下，更需要“人人敦任侠之行，庶几朋友团体，均可保全”。因此，“吾人鉴于今日之情况，更觉《儒行》之言为有味矣”。章太炎向来认为，中国近世以来之所以呈现衰微之象，祸首不在文化与民间，而在庙堂之上。他反复申说《儒行》要义，就是向肉食者流与有心从政的知识阶层喊话，希望他们能够养成超脱流俗、一介不取、勇于任事之风，承担起救亡图存的重任。所以他强调：“欲求国势之强，民气之尊，非提倡《儒行》不可。”
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孝道受到严厉批评。从批判不合理的家庭制度的角度而言，这样的言说有其正面意义。但流于极端，则弊病生焉，一些趋新之人行为放荡、不顾伦常、品性凉薄。章太炎指出：“今则贼民之兴，莠言之作，所以败人纪毁国俗者，无不自太学造端。”并质疑“今学校之教，纵不能率以德行，经其可废邪？不能遍六经，《论语》《孝经》其可废邪”。因此，章太炎对于《孝经》的诠释，主要是将重建家庭伦理与培养爱国思想相结合，从对家庭的责任感引申出对国家的责任感。他认为：
孝者人之天性，天性如此，即尽力压制，亦不能使其灭绝……今人奢言社会、国家，耻言家庭，因之言反对“孝”。然《孝经》包含之意甚广，所谓“战陈无勇非孝也”，明明直斥一辈见敌不抵抗不为国家效命之徒为不孝。孝之一字，所言甚广，岂于社会、国家有碍。且家庭如能打破，人类亲亲之义，相敬相爱之道，泯灭无遗，则社会中之一切组织，势必停顿，社会何在？国家何在？亦不问而可知已。
在他看来，孝为人之天性，基于孝道组成的家庭，实为一切社会组织的基础。以此为起点，爱社会、爱国家之念方能真切而牢固，以免流于空洞。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日子里，自然需要激起民众的爱国之心。然“试问如何爱国？爱一国之人民耳。爱国之念，必由爱父母兄弟而起，父母兄弟不能爱，何能爱一国之人民哉！由此可知孝弟为仁之本，语非虚作”。相似地，章太炎之所以于古礼之中独重《丧服》，主要由于《丧服》中所言者多为家族内部的丧葬及追悼仪式，从中可以显示出家族的长幼亲疏之序。章太炎提倡《孝经》，而《丧服》则是将《孝经》中所言的抽象理论用具体的规范与仪式表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章太炎反复宣扬读经之重要性的时候，国民党也在运用其意识形态宣传机器鼓吹儒学与读经。蒋介石本人亲自登场，在不同场合演讲儒家思想，并命令幕僚摘取儒家学说中的只言片语，发明了一套“力行哲学”。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比如复兴社，在鼓吹旨在维护蒋介石统治的法西斯主义时，也不忘将中国传统因素注入其中。为了抵御左翼文化，国民党大力推动“新生活运动”，其要义之一就是借着提倡礼义廉耻、四维八德来让民众服从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以及其他地方实力派的斗法中，很少能看到礼义廉耻，而是充斥着尔虞我诈与利益交换。很明显，这与章太炎的相关主张截然相反。在章太炎那里，提倡读经并非为了替国民党政权寻找统治合法性，反而是建立在判定后者不能领导中国抵御愈发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上的。由于对国民党政权丧失信心，章太炎才希望借助古人民间讲学的形式，通过读经唤起人们的道德感与爱国热情。也正因为这样，替蒋介石传话的张继才会劝告章太炎“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
在“治人”之学方面，章太炎认为应提倡读历史，从历史当中汲取经世致用的智慧。他指出：“盖历史譬一国之账籍，彼夫略有恒产者，孰不家置一簿，按其簿籍而即瞭然其产业多寡之数。为国民者，岂可不一披自国之账籍乎？以中国幅员之大，历年之久，不读史书及诸地志，何能知其梗概！且历史非第账籍比也，鉴往以知来，援古以证今，此如奕者观谱，旧谱既熟，新局自创。天下事变虽繁，而吾人处之裕如，盖应付之法，昔人言行往往有成例可资参证，史之有益于吾人如此。”不特此也，“从古迄今，事变至赜，处之者有经有权，观其得失而悟其会通，此读史之益也。盖人之阅历广则智识高，智识高则横逆之来，无所惴缩。故读史须贯穿一事之本末，细审其症结所在。前因后果，了然胸中。而一代之典章制度，亦须熟谙而详识之”。中国古代史籍内容丰富，“读史之士学力不同，见识亦异。高者知社会之变迁，方略之当否，如观棋谱，知其运用，读史之效可施于政治，此其上也。其次考制度，明沿革，备行政之采择”。总之，虽然个人才智有高下之分，但只要能从致用的角度去广泛阅读历史，都能有所收获。
章太炎认为，从致用的角度来读史，最好是能将中国历代主要史籍一一披览，因为中国传统史学在内容上多记载政治得失、制度变迁、疆域沿革，时常阅读，获益匪浅。在他看来：“全看二十四史，一日不辍，亦不过四年。若但看四史，四史之后，看《通鉴》，宋、元、明鉴之类，则较正史减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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