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存无涉的学问，比如大谈抽象的性与天道、对古代历史进行烦琐考证，皆不必过分提倡，因为这样容易使人忘掉时代责任，脱离大多数中国民众。
1932年，章太炎在给吴承仕的信中提到：“仆尝谓近世教授学童，必于经传妙选数种，使之服习。自《论语》而外，括囊民义，不涉天道，莫正于《大学》；奋厉志行，兼综儒侠，莫隆于《儒行》；导扬天性，遏绝悖德，莫尚于《孝经》；辅存礼教，维系民俗，莫要于《丧服》。此盖自童草以至白首，皆应服膺勿失者。教授以此，讲学亦以此。其他博大深邃之言，则俟其人而告之可也。”在他看来，通过讲读这几本经典，可以增进国民道德，培养侠义果敢之气。总之，读经是实践“修己”之学的重要环节。他晚年讲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阐发这四部经典的内容与意义。
关于读经之重点，章太炎1933年在苏州讲学时指出：
余往昔在北京、日本等处，亦曾讲学，所讲与今日学校中讲无殊，但较为精细而已。今昔时代不同，今日之讲学，不如往昔矣。第一只须教人不将旧道德尽废，若欲学者冥心独往，过求高深，则尚非其时，故余今日之讲学，与往昔稍异其趣。惟讲学贵有宗旨，教人不将旧道德尽废者，亦教人如何为人之宗旨而已。为人之道亦多矣，如宗、儒教人如何静坐，如何精修之语甚多，余虽不反对，却不愿如此说，因高谈性命，似觉宽泛，概说做人，亦无着落。
在他看来，国难之际应倡导切实可行的修己治人之道，让人们能坐而言，起而行，将经书中的义理付诸实践，以此砥砺民德，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时代里得以自立自强，不使国性丧失。因此他以平实之语教人，不欲过多涉及抽象之论。对宋代以来被列为“四书”之一的《中庸》，他就认为：“盖《中庸》者，天学也，自天命之谓性起，至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止，无一语不言天学。以佛法譬之，佛法以内者，有大乘、小乘、声闻独觉乘；佛法以外者，有天乘、人乘。天乘者，婆罗门之言也；人乘者，儒家之言也。今言修己治人，只须阐明人乘，不必涉及天乘。故余以为《中庸》不必讲也。”
关于《大学》，章太炎认为它体现了中国文化里重视实践、重视人事的传统。他指出：“世之文化，先于中国者，有南方之印度，后于中国，有西方之希腊。进路不同，方向亦异。中国学问，无不以人事为根本。”“中国开物成务诸圣哲，伏羲、神农，畜牧耕种，事事皆有，然均以人事为根本，不遑精研微末。人事以修己治人为要，故《大学》之教，重是二项。”具体言之，“《大学》所言治国平天下，均为亲民之道”。其内容包括“好恶与人同”“不忌贤才”“不专务财用”。全篇并无玄虚难解之语，皆为平实易行之论。
章太炎提倡《大学》，除了学理层面的思考，更有明显的现实指向。在孙中山晚年的政治主张中，为了彰显中国文化的优越性，遂认为《大学》是古今中外“最系统的政治哲学”。《大学》里“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后来戴季陶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理论，有意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往中国传统上面靠，认为孙中山继承儒家“道统”，三民主义是中国正统思想，国民革命的性质是那些领悟三民主义的“先知先觉”去拯救“后知后觉”。而在章太炎看来，孙中山对《大学》的解读让人费解，戴季陶则言行不一，自己尚不能实践《大学》之道，遑论其他。出于对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反感，章太炎指出：“今日军政首领，于才之高于己者，必挤去以为快，即下位之有才者，亦不能使之安于其位。《大学》之语虽平常，而今人不能及如此！他如‘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大学》所言，尤是为国家务财用，非藉此（借此）敛财自肥者可比。王安石之流，犹不出此！而今之人，假国家之名，行贪婪之实，又出《大学》所讥下矣。”就此而言，《大学》不但适合青年学子读，更适合国民党的军政大员与地方官僚奉为准则，时常检讨自己的行为。
关于《儒行》，早在1928年，章太炎在与同样提倡读经的桐城派后劲马其昶的信中就说：“《戴记·儒行》一篇，昔与《大学》并重，所谓不尽中行。大抵狂狷之才，斐然成章者也。后代儒者，视为豪气不除，或有所訾议矣。不知豪气之与善柔，相为屈伸，豪气除则善柔自至，欲其振起，岂可得邪？自鲁连以逮汉之王烈、田畴，于十五儒者，财得一端。今视之，即邈乎不可及。宋、明诸贤行谊比于东汉，犹未也。二程尝谓子路亦是百世师，后儒视此，反漠如焉。故鄙意《儒行》一篇，特宜甄表。”
自清末起，章太炎就表彰儒侠之道。因此，他基本是在儒侠的脉络里来阐释《儒行》的。他指出：“《儒行》所说十五儒，大抵艰苦卓绝，奋厉慷慨。”“《儒行》讲解明白，养成惯习，六国任侠之风，两汉高尚之行，不难见之于今，转弱为强，当可立致。”可见，在他看来，《儒行》中对于儒者的描述，包含着刚毅英勇、独立不屈的任侠精神。而这种精神是当下不少政学精英颇为缺乏的，故应大力提倡。往远了说，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政坛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