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学风之醇漓者。此三者其固执异于恒人，除此三事，直与物宛转，而无所用心。
正如本书前面内容所论，章太炎晚年因受到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刺激，为唤起国人的爱国热情而不辞辛苦地讲学。李源澄所论其晚年于“关系民族之兴亡者”“关系世道之隆污者”尤为重视，指的就是章太炎的这些言行。而所谓“学风之醇漓”，其主要衡量标准也是着眼于是否对前两者能有助益。可以说，作为章太炎晚年弟子，李源澄颇能道出乃师学术旨趣之所在。
不过另一方面，李源澄认为，正是由于章太炎治学有极强的现实关怀，所以他的经学主张，从李氏所理解的经学演进脉络来看，不无值得商榷检讨之处：
先生早年说经之文甚少，大底在今古之争。其余解经之文，亦多卓见，惟无总持一书之作耳。晚年之作，以《尚书拾遗》与《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二书为大宗。《尚书拾遗》，在王氏父子与俞、孙二家之后，继续有所发明，可与同其不朽。在此时为之，则尤难也。《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一书，已不如壮年之偏主贾、服而废杜氏。先生在此书中，发明甚多，惟左氏说经，不无问题。虽以先生之才之学，终未能使其血脉贯通……《周礼》一书，先生既信《周礼》，自不能于《周礼正义》之外，有何独创之见。先生于经学用力勤而获效少者此也。先生于整理方面，因承继清代学风，未能发舒先生之才力。然先生以史观经，而明于古代之政术。固执内诸夏外夷狄之义，为一生精神之所寄托，此又非通常所谓汉学家所能至也。
李源澄认为章太炎于经学“用力勤而获效少”，可以说是一个不轻的批评。他之所以这样评价，是因为在李源澄看来，经学自有其体例与微言，不能完全用训诂考史的方法治之，更不能将经史等而观之，这里体现了廖平经学思想对李源澄的影响。李源澄对这一点十分坚持，即便在这篇带有悼念与表彰性质的文章中，依然没有刻意模糊自己与章太炎在经学问题上的明显分歧。当然，李源澄不忘强调，章太炎“一生精神之所寄托”者为“内诸夏外夷狄之义”，所以他的经学主张并不能用一般经学家的标准来评价。不过这一论述虽然凸显章太炎学术主张与政治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但其实也可理解为李源澄有意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借此含蓄地指出章太炎之于经学或许并未能像自己的另一位老师廖平那样，从经学本身出发展开深入研究，进而有所发明，以至于缺少“独创之见”。
不过即便如此，李源澄并未贬低章太炎学术思想强烈的经世倾向。在他看来，章太炎的史学在晚近史学流派中就独具特色：
先生于史学以讲求政术而学之，既不空论史法，亦不重于考据，更不作穿凿之疑古。而于政治之得失，制度之因革，民族之盛衰，世运之隆污着眼。《别录》《文录》《检论》诸书，凡涉及历史者，皆能洞见本源，知微知显，可谓能得历史之用。体大思精，世罕其匹。
他指出章太炎史学之要义在于通过思考历史流变来“讲求政术”，经世致用的意味甚为明显，这其实与钱穆在《余杭章氏学别记》里所言颇为相似，基本上揭示了章太炎史学的主要特征。总之，如果要从章太炎去世后众多追悼文章中挑选出有助于理解其思想特色之作的话，除了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钱穆的《余杭章氏学别记》与李源澄的《章太炎先生学术述要》庶几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