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
二、疏证《左传》体例、叙事和立论所蕴含的本义。他说：“夫《左氏》古义最微，非极引周、秦、西汉先师之说，则其术不崇；非极为论难辨析，则其义不明。故以浅露分别之词，申深迂优雅之旨。”史称曾申、吴起、吴期、铎椒、虞卿、荀况、张苍、贾谊、贾嘉、贯公、贯公卿、张敞、张禹、尹更始、翟方进、刘向、刘歆等人曾依次传授过《左传》。他们的奏疏、论著，常常指明或未指明地引证《左传》，概述《左传》所提出的理论观点。章太炎精心钩求、仔细辨析，通过周、秦、西汉左氏学大师们旧说的复原，在说明《左传》叙事和立论的古义方面，提出了不少创见。
三、辨明《左传》并非刘歆伪造，《左传》传授系统亦非向壁虚构。由于章太炎对周、秦、西汉文献娴熟，他详尽地列举了这些文献中袭用、引用或采用《左传》的情况，对《左传》各传授者的有关言论与行动进行了值得重视的钩稽，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左传》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他还批评了硬把《左传》说成出自刘歆之手的主观主义研究方法，指出了强称《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新书》《史记》等等引述《左传》俱是刘歆羼入这一说法的荒谬，反复强调了在《左传》研究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说明应如何坚持这种学风。
章太炎在诂经精舍潜心治学，并在经学与小学研究上崭露头角，因此逐渐受到同门的重视。在此期间，他结交了同时代另一位颇有名气的学者宋恕。宋恕喜谈经世致用之学，十分关注当时的内政与外交，对晚清朝政不修、学风空泛、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等现象深感忧虑，努力探寻救亡图存之道，在1892年撰写了《六字课斋卑议》一书，俞樾称该书“意义闳深而文气朴茂”，可比肩东汉王符的《潜夫论》与仲长统的《昌言》。1895年10月，宋恕在夏曾佑处听闻章太炎精通《左传》。1897年4月，宋恕在日记里记录章太炎前来拜访。1897年7月，宋恕致信章太炎，谈及后者提到的“振浙学”之事，认为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创办一个学会，然后请俞樾出面支持。他说自己打算邀请其他同门一起向俞樾提及此事，一旦后者应允，即登报广为宣传。一年以后，宋恕致信俞樾，称赞章太炎品行高洁，学问精湛，希望俞樾能推荐他到在湖南创办新政、大兴新学的巡抚陈宝箴处任事。
不过，后来二人的政治与文化立场出现了明显分歧。章太炎成为革命者，宋恕主张君主立宪。章太炎对日本的汉学研究嗤之以鼻，宋恕却对日本学术文化颇为推崇。章太炎希望汲取法家著作当中的正面遗产，宋恕出于对秦汉以来政治制度的反感，认为法家是造成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之一。1910年，宋恕去世不久，身在日本的章太炎致信弟子钱玄同，询问宋恕“著述不知有何种？”并且谈及宋恕“天性畏祸，其言政事者，固宜秘不示人，然他种学问，亦皆深藏不出，未知何意”，显示出他对这位昔日同窗挚友的关心。而在民初被袁世凯囚禁期间撰写的《对二宋》一文里，当时已决定与袁世凯对抗到底的章太炎，回忆起宋恕和自己曾就是否应借鉴日本政治经验和是否应推行君主立宪而展开辩论。虽然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局依然混乱不堪，但章太炎仍旧坚信革命的正当性不容置疑，强调宋恕设想的君主立宪道路是不可取的，并相信宋恕自己后来也应该意识到了这一点。可见，虽然在政治与文化立场上相左之处甚多，但章太炎并不因此而断绝对宋恕的感念。
而此时，俞樾也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位对《左传》及其他典籍颇有钻研的学生。章太炎在完成《春秋左传读》的初稿之后，曾将此书呈送俞樾指正，后者建议他不要存太多门户之见，同时应力戒穿凿之弊。虽然俞樾对章太炎的著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但至少证明他已经关注到章太炎的学术研究了。随后，章太炎有机会拜谒俞樾，当面问学，俞樾则向他调侃康有为的经学主张。此外，章太炎参加诂经精舍考课，课艺文频繁被收录到诂经精舍编撰的生徒课艺文集中，其中就包含了一些《春秋左传读》里的文章。按照清代的书院传统，课艺文能以这样的方式刊出，就说明其水准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书院执教者的认可。与此同时，章太炎还承担了诂经精舍课艺文集第七集的校勘之任。
随着与俞樾关系日渐熟络，章太炎希望俞樾能为自己推荐一个好的去处。1898年，章太炎致信俞樾，提到自己在报纸上看到时任江苏学政的瞿鸿禨恰在苏州。章太炎觉得他对古今学问颇为包容，并且有意提拔后学，因此希望俞樾向瞿鸿禨推荐一下自己。此外，章太炎在信中还询问俞樾，之前曾拜托后者向廖寿丰、谭钟麟推荐自己，不知俞樾是否已经着手进行。章太炎觉得廖寿丰此时正担任浙江巡抚，估计会比较在意本省青年才俊，而章太炎之父章濬曾在谭钟麟幕府中任事，章家与后者属于颇有渊源的旧交，所以也有可能会重视自己。
而俞樾也颇为热心地向瞿鸿禨推荐章太炎。他给瞿鸿禨写信，称赞章太炎“以经学见长，乃精舍高材生”，并将章太炎的著作转交给后者，希望瞿鸿禨予以重视。不久之后，俞樾再次致信瞿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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