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里，章太炎就通过评论历代史事，抒发其对于政治与文化的看法。比如针对《晋书·刘超传》里记载有关征收赋税的内容，章太炎认为：
近世州县钱粮，尚有库吏包征者，民既受其朘削，而官亦多赔累。光绪初，谭钟麟抚浙江，诛钱塘库吏何培，令民自封投匮，由是氓庶乐生，县令亦免亏空。然嘉兴各属如故也。呜呼！衙蠹中饱，古今不殊，安得百刘超为民除害耶！
在这里，章太炎抨击地方胥吏在征收赋税时利用中间人之便，贪污钱粮、中饱私囊，指出此乃吏治败坏的表现，希望将来的地方治理能够祛除此弊端。此外，在摘录《晋书·四夷传》时，章太炎认为边疆少数民族的部落选举制与“泰西民主”相似，这显示他已经关注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又比如在摘录《晋书·谢安传》时，章太炎指出谢安命令修缮宫殿，并非由于他为政不仁，劳民伤财，而是他为了借此试探在外临强敌的情形下，民众是否听从其指挥，如果能够让政令有效执行，那么就说明“军民可用”，一旦大战来临，必能将士用命，这显现出作为政治家的谢安的深谋远虑。在评价周文王被拘于羑里之事时，章太炎说道：
佞臣媚子之风，汉时已兆，尚系法家，或即词章之士，至唐而儒者亦尽被其毒矣。如《琴操》《拘幽操》《古今乐录》文王拘羑里之歌皆曰：遂临下土，在圣明兮。讨暴除乱，诛逆王兮。此虽未必文王所作，而文义古质，实周、秦间儒者所为，其词与《大雅·荡》篇文王咨殷同旨，皆能仰体圣心者。乃退之改作，反云：臣罪当诛，天王圣明。沟犹瞀儒，群相欢以为得体，噫！是岂知圣人先天勿违，履位不疚之旨哉！同时啖、赵之说经，后此孙、石之倡义，皆墨守此宗旨，惟以损下益上为标识，而孔子所放远者，今乃奉之为格言，吾于是知汲黯之所见远矣。
1895年，严复在天津的《直报》上发表著名的《辟韩》一文，通过剖析韩愈的政治思想，批判秦汉以来的君主制度，认为“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借此来向国人介绍近代民主政治的要义。虽然很难断定章太炎在写这条札记时是否参考过严复的文章，但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以韩愈为代表的唐宋儒者，曲解周文王被拘于羑里之事，宣称周文王虽然遭遇不测，但依然对最高统治者忠心耿耿，强调“天王圣明，臣罪当诛”，把古人的君臣关系扭曲成君主说什么都是对的，臣子必须无条件服从君主之命。这显示出尽管章太炎的西学功底还未能和曾经留学英国的严复比肩，但也已经开始形成朴素的反思唐代以来政治制度之弊病的观念。
除了《膏兰室札记》，章太炎在诂经精舍学习期间撰写的另一部著作就是《春秋左传读》。关于这本书的缘起，他自言：
《春秋左传读》者，章炳麟著也。初名《杂记》，以所见辄录，不随经文编次，效臧氏《经义杂记》而为之也。后更曰《读》，取发疑正读为义也。盖籀书为读，其大义曰读，其微言亦曰读。《左氏》古字古言，沈、惠、马、李诸君子既宣之矣，然贾生训故，见《新书》，而太史公与贾嘉通书，《世家》《列传》诸所改字，又皆本贾生。可知刘子政呻吟《左氏》（见《论衡》），又分《国语》（见《艺文志》），实先其子为古学，故《说苑》《新序》《列女传》三书，孤文犆字，多有存者。惠氏稍稍道及之，犹有不蔇，故微言当，一矣。左氏既作《内传》，复有《左氏微》说其义例，今虽亡逸，曾、吴、铎、虞、荀、贾、三张之言，时有可见（谓张北平、张子高、张长子），皆能理董疑义，闿圜雅言……夫《左氏》古义最微，非极引周、秦、西汉先师之说，则其术不崇；非极为论难辨析，则其义不明。故以浅露分别之词，申深迂优雅之旨，斯其道也。大义当，二矣。微言，大义，故谓之《春秋左传读》云。
这里所谓“沈、惠、马、李诸君子”，指的是著有《春秋左传小疏》的沈彤、著有《春秋左传补注》的惠栋、著有另一种《春秋左传补注》的马宗琏、著有《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的李贻德。章太炎指出这几位学者虽对《左传》字义多有发明，但未能注意到汉代典籍当中保留下来可资引证的“孤文犆字”，因此他在《春秋左传读》中力图填补前人这一缺失。而所谓“曾、吴、铎、虞、荀、贾、三张之言”，指的是曾申、虞卿、吴起、铎椒、荀子、贾谊、张苍、张敞、张禹，这几位在自己的文章著作里都曾引用、转述《左传》的内容。章太炎认为这些人生活的时代距离《左传》的成书年代不远，通过绎读他们的文章著作，可以找到不少材料来考证《左传》的著述宗旨与义例。关于这本书的具体内容与学术价值，姜义华老师曾做概括。现移录如下，以明其义：
一、诠释《左传》中各种难解的或疏解极为歧异的古言古字、典章名物。章太炎广泛而熟练地运用了他异常丰富的古文字学和古文献学知识，将《左传》与其他大量周秦典籍联系起来深入进行比较研究与综合考察。尽管他所运用的方法仍是传统的考据，未能在整个体系上超越前人，就一词一句、一事一物的训诂考订而言，他还是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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