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章太炎一生

重新焕发生命力，首先，必须要让中国彻底摆脱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局面，抵御东西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其次，需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吸收一切能让中国实现名副其实的独立富强、民生充裕的域外学说，而非恪守旧章、食古不化，对世界大势茫然不知。最后，小农经济的解体及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新的文化形式也随之出现。这就要求中国传统高度依赖皇权与绅权的情形必须有所改变，中国传统需要被赋予更多平民的、大众的色彩，使传统当中的合理内核成为新的文化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沦为各种腐朽的、落后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的代名词。

这就是章太炎生活的时代。正如姜义华老师所论：“近代中国，对于漫长的中国历史来说，所面临的也正是一次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它是需要文化学术方面的巨人，并产生这样的巨人的时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条件与时代要求的内容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及其后的启蒙运动都不一样。环境的急变，社会的激烈动荡，不容许近代中国的著名人物在安静的书斋中以充裕的时间，从容地进行研究与创作。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处在时代运动的激流中，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从而得以在多方面作出贡献。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等人，便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巨人。”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近代中国面临的各种困局与危局，激发时贤深入思考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探究近代世界的基本面貌，挽救中国于危急之中。作为一位立志于救国救民的革命者，作为一位立志于让中国传统重焕新生的学者，章太炎无惧艰辛，上下求索，既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章太炎希望在近代变局之下重新阐释中国传统，使之成为未来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中国人能够珍视自己的传统，进而培养起爱国之心。其中，他一方面揭示儒学因长期作为帝制时代的官学而导致的各种弊病，提醒人们不要为了功名利禄而成为钻营奔竞的“小人儒”；另一方面则着重表彰荀子、顾炎武、颜元、戴震等人的思想，总结其学说中值得被继承与发扬的内容。到了晚年，目睹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章太炎开始强调儒家“修己治人”的重要性，希望以此来砥砺民德、激扬民气，唤起人们对于国家与民族的责任感，激励人们投身到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之中。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章太炎将语言文字视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根基，语言文字之学已非如清代那样只是经学的附属，而是一切中国学问的基础。他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与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出发，对语言文字的缘起、中国文字的特点、中国文与言的关系等内容展开深入研究。

此外，章太炎强调中国传统的丰富性，挖掘长期以来被视为“异端”的先秦诸子的价值。他创造性地阐释了庄子思想当中的“齐物”之道，提出能够包容各种文明之间差异性、让万物各得其所的“齐物平等”思想。相似地，他表彰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主张，认为这一主张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原理颇为契合，顺其思路，有可能为形成符合中国自身特点的民主政治创造契机。面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动荡，章太炎对法家思想进行提炼与改造，着重阐释为政应循名责实、不避权贵；判断是非要以法律条文为根据，杜绝人情请托；以及“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政治选拔原则；强调郡县制对于维系中国统一的重要性。

同时，中国有十分丰富的历史典籍，章太炎也很重视历史。他希望创造一种既凸显中国特色，又体现现代风格的“新史学”，甚至一度想动笔写一本《中国通史》。在他的设想里，这样的“新史学”既能提供丰富的历史知识，又能帮助人们认清中国发展道路。其中，章太炎尤为关注典章制度之学。他一方面深受荀子与杜佑的影响，注意到典章制度之学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通过阅读大量近代社会科学著作，他希望借阐述典章制度变迁来“发明社会进化之理”。及至晚年，他主张应从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来认识现状，并视此为致用之道；强调读史应识大体，熟知历代政治社会变迁与疆域沿革梗概，从中汲取足以为当下所借鉴与取法之处。

总之，章太炎身处近代变局之下，面对汹涌而来的时代巨流，为了回应世变，他对中国传统学术诸多领域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与表彰。他并非基于门户之见而将自己局限在某一家或某一派，也非出于怀思古之幽情，而是在中国传统遭遇危机的背景下展开学理思考，希望能让中国传统成为人们应变图强的重要思想资源。正是因为章太炎为世人留下了大量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论著，他被人们视为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学问家。

第二，长期以来，不少人将章太炎的政治思想仅限于“排满”一点，这其实严重窄化了他的思想。章太炎在清末撰写了许多分析中国政治问题的论著。在1906年之前，像同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