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章太炎一生

其他致力于追求新知的士人一样，他一度认为中国的政治变革应该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样板。但在1906年东渡日本主持革命党机关报《民报》笔政之后，章太炎开始反思简单地将近代西方政治模式移植到中国的做法，强调制度建设应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顾及广大平民的利益，不能因仰慕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忽视土地兼并、资本扩张与各种形式的剥削与压迫。基于此，他批评时人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代议制的向往，强调如若在不改变社会结构的条件下在中国实践这一制度，将会造成许多新的政治与社会矛盾，让那些有条件被选举为议员的地方豪强能变本加厉地盘剥民众，使议会变为维护这些人的特权与既得利益的工具，进而形成新的压迫与剥削，人为制造出成百上千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的“议皇”。

此外，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体现得越来越明显，章太炎对中外资本的力量在中国的扩张十分警惕，担心在创办新政、发展工商业的名义下，广大平民会遭受新的压榨与剥削。他表彰五朝之法有“抑富人”的特征，强调这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资产阶级支配地位有本质区别，中国古代的一些制度设计要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历史价值。其目的并不是主张将古代法典照搬当下，而是思考在近代中国如何通过法律形式来抑制资本的力量，保障平民的利益。进一步而言，章太炎这些思考的深层次逻辑就是认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良法美制及其背后所根据的政治传统具有生命力，理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予以创造性转化，成为人们思考未来制度建设的重要参考。这样既能保证历史文化的延续性，又能避免重复西方资本主义体制里的种种弊病，让新制度不异化成维护少数特权集团高高在上的工具，而是能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让中国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政治。

在思考政治问题时，章太炎并非简单地出于民族主义诉求，亦非不谙世变地复古守旧，而是有着超越教条式的线性史观，在认识近代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之本质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政治实践视为具有生命力的理论资源与历史遗产，并作为一种批评的尺度来审视19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体制。其背后的思维逻辑就是将中西政治体制与政治实践都视为历史动态过程中的产物，拒绝将任何一方“本质主义化”。可以说，强烈的历史感或者历史意识，以及对于政治与经济平等的强烈诉求，是章太炎思考政治问题时的重要特征。他的这些探索固然不能被视为尽善尽美，但他在相关文章中所透露的政治主张，却颇为深刻地影响着下一代革命者的思考与实践。

第三，为了追求新知，章太炎在清末较为广泛地阅读近代西方哲学与社会科学著作，对近代西学的核心概念与基本逻辑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同时颇为细致地观察到了近代西方政治实践与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微妙关系。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诸如《膏兰室札记》与初刻本的《訄书》，可以明显看到他试图吸收、借鉴近代西学的尝试。

在因苏报案入狱的日子里，章太炎较为广泛地阅读了佛学著作，使自己的知识体系得到极大的充实与升华。1906年，章太炎东渡日本担任《民报》主编，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深受近代西方文化影响的日本社会，直观感受资本主义文明对人们产生的影响，这使他得以较为系统地反思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复杂性，一改从前对后者的简单认同态度。与此同时，通过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的交往，章太炎开始检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与文化形态，反思那些在当时极有影响力的概念，诸如“文明”“进化”“公理”等，一方面揭示它们在学理层面的复杂面貌，另一方面剖析这些概念如何在实践层面与近代列强殖民扩张活动相结合，成为论证这些活动具有合法性与必然性的意识形态工具。在具备这些知识积累的基础上，他的《俱分进化论》《四惑论》《齐物论释》等论著，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从理论层面反思西方现代性的最高水准。

在此基础上，章太炎试图构建一套彰显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凸显政治与经济平等之正义性的哲学体系。对此，正如姜义华老师的评价：“在他（章太炎）那一代人中，可以说，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曾像他这样在如此广阔的哲学领域中纵横驰骋，以勇猛的气势对传统的世界观进行挞伐，努力使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时代矛盾、时代精神在哲学中得到升华。他确实以自己的业绩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章太炎所致力的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哲学革命，却又是一场中途夭折了的哲学革命。他的哲学，企图用一种新的认知方法，引导人们从世界观的高度去认识和解决时代、国家、革命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但是，人们几乎完全没有理睬他的这些努力。这种冷淡，当然与他的论著过于晦涩抽象、许多真知灼见淹没在大量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说教中有关。更重要的理由，却是因为革命者和他们的对手当时都沉浸在激烈的政治风暴中，人们没有精力、时间、兴趣、毅力去对那些似乎远离现实的抽象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整个国家都缺乏哲学氛围，因此，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