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将章太炎的政治与文化理想真正付诸实践。
人们不禁要问，章太炎在思想上具有革命性与独立性，为何却在行动上如此这般？说到底，这很大程度上与他本人的自我定位有关。章太炎少年与青年时代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熏陶，之后又在晚清大儒俞樾主持的诂经精舍中学习多年。因此，古代士绅阶层的立身处世之道，在潜移默化中对他有不小的影响。顾炎武曾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章太炎在不少论著里对历代士大夫之出处进退多有评论，表彰顾炎武、王夫之等行事高洁之士，痛斥清代“理学名臣”之虚伪夸饰。这固然显示出他对于道德风俗的重视，同时也表明他在内心深处依然以士人自命，所以才致力于对士风激浊扬清。
辛亥革命之后，虽然章太炎一度参与组建政党，但他从未像孙中山、袁世凯、徐世昌那样有过当政治“一把手”的念头，而是自处于“军师”“参谋”这样的位置。除了短暂出任东三省筹边使，他先是向袁世凯披陈治国之道，南方护法军政府成立后，他又担任秘书长，协助孙中山联络西南军阀。而他长期以来对黎元洪抱有很大期望，一直为后者出谋划策，更是成为喜谈近代掌故者时常道及的一个话题。从这些活动，可以看到章太炎颇为强烈的希望辅佐“明主”安邦定国的古代士人性格。他经常将自己比作元末辅佐朱元璋成就帝业的名臣刘伯温，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章太炎以“王佐之才”自期的自我定位。这固然凸显了他心系天下安危的豪迈之志，但也让他很难真正与中国大多数民众建立起牢固的联系。
进一步而言，虽然士绅阶层在传统社会里对王朝治理与文教普及有一定正面作用，同时不能否认在一些历史时期里的不少士人确实是在自觉实践儒家道德，但说到底它仍然是古代社会结构中的特权集团。而要想维系其特权，就免不了对平民百姓进行各种形式的剥削，比如收租与放贷。此外，士绅阶层常年垄断文化话语权，建构了不少旨在为士绅支配的正当性进行辩护的学说，并通过各种渠道，将这些学说的基本观点不断下沉，形成一种大众文化。明清两代颇为流行的“功过格”，其中有不少大谈主仆关系固定化的内容，并宣称被支配一方需“安分守己”，如此才能积累“阴德”，就是明显的例子。在清代，属于上层士绅的官僚缙绅群体具有法律上与赋税徭役上的特权，使他们有条件保持优越的经济地位；属于下层士绅的绅矜群体在当地常常与地方官勾结往来，相较于一般百姓，实际上也有不少特权。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传统士绅阶层的经济基础已在逐渐丧失，他们越来越难以延续过去的政治与文化特权。在此背景下，他们要么转型为新式知识分子，与伴随着大众民主而出现的新政治力量相结合，在改造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同时让中国摆脱民族危机；要么沦为本国军阀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清客，表面上延续其特权地位，实际上只能成为杜亚泉所描述的毫无根基的“贵族化之游民”。章太炎之所以在政治活动中难遂其愿，从根本上来说与他介乎新旧之间的社会身份息息相关。虽然他在清末的一系列文章里对士绅特权多有批判，但在行动上却依然带有十分明显的士绅阶层特征，这导致他很难将自己的思想主张付诸实践，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旧的势力所牵累。
虽然如此，章太炎的一生仍然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思想遗产，这些遗产值得人们不断进行挖掘与阐发。顺着他当年的所思所想，从“自国自心”出发，基于平民的、大众的立场，思考中国文化建设路径，探索能让大多数人受益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同时正确对待各种域外学说，使中华文明焕发新的生命力，让中国的学术能真正实现自立与成熟，让人世间不再有霸权、压迫与剥削，这些都需要后来人的持续努力。本书所做的，包括笔者在其他研究章太炎的著作里所做的，不过是一些微小的尝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