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章太炎一生

太炎便常常是孤身一人在奋战。”

第四，从清末到民国，章太炎多次进行讲学活动，培养出不少十分优秀的学生。“章门弟子”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容忽视的群体。在他清末民初讲学时的弟子当中，既有黄侃、朱希祖等钻研经史、深通小学的专家；又有鲁迅这样继承其批判精神，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巨匠；还有吴承仕这样延续并发展其革命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成为新的革命者的进步知识分子。到了晚年，目睹民族危机加剧，章太炎不顾年迈体弱，再次设坛讲学。虽然他认为晚年所收弟子在学术根底上不及清末所收弟子，但即便如此，他晚年的弟子当中同样有成绩斐然的文史名家。如诸祖耿的先秦典籍研究，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李源澄的中国经史研究，汤炳正的楚辞研究等。

章太炎培养弟子的方式既不同于康有为那样把学术与政治混在一起，将学术上的师生关系变为政治上的主从关系，又不像现代大学体制那样，老师与学生之间关系日趋冷淡，课堂授课以念讲义为主，上完课后师生之间不再有过多往来。从弟子所写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到，章太炎在讲学之时旁征博引，其课程内容广泛、趣味横生，并不按照现代学术分科来进行讲授。不少弟子若能得其学术之一端，就已经在相关领域堪称专家。与此同时，章太炎在不同时期主持创办学术刊物，让弟子与友朋能够将学术成果公开发表，以收同声相应之效。更为重要的是，章太炎除了向弟子讲授学问，还效仿古人讲学之旨，与弟子一起砥砺道德，以气节相尚。在清末的讲学活动中，他以坚定的革命意志影响弟子，在晚年的讲学活动中，他反复强调在强敌压境之下，需要培养爱国思想，关心国家兴亡。这种无形的道德感召力，较之具体的知识，更能凸显章太炎讲学的文化意义。

当然，作为一位热心于政治活动的人物，章太炎在近代中国的时代大潮中也遭遇过不小的挫折，甚至因此而背上一些负面的评价。这一方面体现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时常显现的复杂性、曲折性与残酷性并存的时代特征，导致许多历史的参与者时常会不自觉地陷入各种主观或客观上的困境，另一方面其实也体现了作为一位出身于旧式士绅家庭，行为风格带有极强士绅色彩的革命者，章太炎自己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历史限度。

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建设由许多革命者流血牺牲换来的新政权，章太炎充满热情地参与到国内政治活动中。可结果却是，不但他自己在民初政坛上处处碰壁，而且新生的中华民国政权也未能建立起稳固的政治秩序，反而让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帝制自为。章太炎在民初政坛所面临的基本困境在于，他先是对昔日的革命同志党同伐异、腐化堕落深表不满，于是尝试联合立宪派与清廷旧官吏，借助他们的政治经验来巩固国权。但认识到后者的真实面目之后，他又一度寄希望于作为国家元首的袁世凯能够厉行法治，惩治贪污腐化与争权夺利之徒。直到宋教仁被袁世凯手下暗杀，他才彻底明白，袁世凯本人正是那些贪污腐化与争权夺利之徒的最大庇护者。随后，章太炎又开始重新与昔日的革命同志共谋大事。可此时的国民党无权无兵，非但不能改变现状，还因“二次革命”的失败而实力大损。在章太炎的政治视野里，作为国家主权所有者的广大中国民众始终是“沉默的大多数”。他所瞩目的政治力量，只是从立宪派、旧官吏，再到国民党人之间转换而已。他无法寻找到新的能够改变中国现状的政治力量；无法借由组织动员这一新的政治力量，自下而上地彻底清除中国的政治毒瘤；无法真正深入中国社会的基层，通过实践来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而总结出一套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让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获得参与感与翻身感的政治理论。这或许就是章太炎在民初政争中处处碰壁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作为政治实践者留给后世最大的教训。

与之相似，到了20世纪20年代，新的政治力量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章太炎在清末所宣传的保障广大平民利益、批评地方豪强兼并与剥削、警惕近代资本主义与国家权力相结合、主张在未来政治建设中应体现政治与经济平等，被这一新的政治力量用更为生动而深刻的语言进一步阐发，并使其演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为改造中国不合理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创造了历史契机与历史动力。可章太炎此时却依然将改变中国政治现状的希望寄托于各省军阀，成为民初“军绅政权”里被利用的对象。他十分积极地参与联省自治运动，认为通过地方自治，可以有效制约北洋政权的不法勾当与卖国行径，保卫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但他似乎未能清醒意识到，虽然联省自治运动的宣传者多为知识分子与工商阶层，但在那些开展联省自治的省份，地方大权其实掌握在拥有兵权的军阀手中。他们之所以偶尔对联省自治运动表示支持，无非是想让自己称霸一方的行为拥有更为华美的外观。章太炎本人绝非贪图富贵之人，但却在国民革命运动兴起之后依然与各地军阀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使他受到新一代革命者的猛烈批评。而军阀对于章太炎，也只是想借助他的名气来凸显自己“尊学右文”，却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