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因苏报案而入狱的章太炎在狱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繄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阙（缺）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怀未得遂，累于仇国，惟金火相革欤？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可见，章太炎虽然已立志走革命之路，但依然没有减弱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热爱，他认为他的使命之一就是通过新的阐释与研究，使中国传统重焕生命力。因此，1906年到日本后，他除了致力于宣传革命思想，还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阐释中国传统。甚至可以说，在他那里，相较于一时间的政治成败，将中国传统的精华发扬光大，使人们在近代西学冲击下不忘本国文化根底，更是一件关乎国本的大事。
正如本书前面内容提到的，早在青年时期，章太炎就慨然有著述之志，希望继承清代汉学传统，对经学展开细致研究。但是，他在1906年以后关于中国传统的论述较之先前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再将近代西学作为衡量、解释、评判中国传统的唯一标准，而是力图从中国历史自身的脉络出发审视中国传统的利与弊，进而形成一种思考中国传统的内部视角，并将其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来审视当下与域外。
要想理解章太炎的这一思想特色，有必要先回顾一下近代西学在中国的被接受方式。近代西学传入中国，首先是因洋务运动致使大量格致之学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然后法律、政治、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接踵而来。正像毛泽东说的：“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有识之士普遍相信“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梁启超记载其师康有为接受西学的经历时谈道：“其时西学初输入中国，举国学者，莫或过问，先生僻处乡邑，亦未获从事也。及道香港、上海，见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属地如此，本国之更进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为之本原，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彼时所译者，皆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否则耶稣经典论疏耳，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而先生以其天禀学识，别有会悟，能举一以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
康有为的例子在近代绝非个案，而是许多19世纪末未曾踏出国门的中国士人接受西学时的普遍现象。梁启超回忆自己在戊戌变法前后与夏曾佑等人聚谈西学的情形，他们觉得“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话，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原素混合构成。”他们身上体现的是尚未明确意识到西方各个不同学科之间的区别，特别是经常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混为一谈。由于在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知识体系里，自然万象的原理放之四海皆准，并无此土彼邦之异，因此康梁等人的这一思维方式，很容易就引申为相信各国历史、社会、政治等方面也是如此，从而将近代西方的思想、学术与价值体系视为全人类发展的指路明灯。这也印证了章太炎后来的观察：“中国士民流转之性为多，而执箸之性恒少，本无所谓顽固党者。特以边陬之地，期月之时，见闻不周，则不能无所拘滞。渐久渐通，彼顽固者又流转为新党。”
1906年章太炎东渡日本，主《民报》笔政，在与立宪派论战过程中，他开始进一步反思西学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的适用性。当时严复译述的《社会通诠》在知识界颇为流行。夏曾佑说“今日神州之急务，莫译此书若”。因为此书之作用在于“胪陈事物之实迹，则执著者久而自悟。泰西往例，莫不如斯。今使示之以天下殊俗，无不有此一境”。通过总结社会发展“规律”，为中国指明未来发展道路。书中将人类历史发展分为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三阶段，严复在按语中强调民族主义乃宗法社会之产物，借此力斥革命党反清之非。对此，章太炎一改过去对严复的态度，在1907年发表《〈社会通诠〉商兑》回应此论。他指出：
观其（严复）所译泰西群籍，于中国事状有毫毛之合者，则矜喜而标识其下；乃若彼方孤证，于中土或有抵牾，则不敢容喙焉。夫不欲考迹异同则已矣，而复以甲之事蔽乙之事，历史成迹，合于彼之条例者则必实，异于彼之条例者则必虚；当来方略，合于彼之条例者则必成，异于彼之条例者则必败。抑不悟所谓条例者，就彼所涉历见闻而归纳之耳，浸假而复谛见亚东之事，则其条例又将有所更易也。
在章太炎看来，社会发展不能把根据某一国家或地区经验所总结的观点视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原理，严复书中的最大弊病在于将西方历史经验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条例”，以此来审视中国历史，规划中国未来，合于西方理论则是，不合则非。至于中国历史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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