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规律，中国传统是否只能处于被近代西学评判的地位，严复其实并未顾及。
基于这样的认识，章太炎进一步强调：
社会之学，与言质学者殊科，几何之方面，重力之形式，声光之激射，物质之化分，验于彼土者然，即验于此土者亦无不然。若夫心能流衍，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断可知矣！
在这里，他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现象不能等而观之。后者纷繁复杂，不同地域情状各异，不能以单一标准进行衡量。此外，当时西方社会学的主要源头之一是19世纪的法国人孔德，他目睹欧洲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借鉴当时流行的科学理论，倡导“实证主义”，欲将人文万象以自然科学方法治之，并形成一套社会演进理论。对此，章太炎在其他文章中谈道：
社会学起自殑德（孔德）。殑德疾吼模、康德诸哲理，名之为虚灵学。其言曰“草昧世惟有宗教，次有虚灵学，次有质学”。然后人驳之曰“希腊盛时，既有质学，而嫥志虚灵者，乃在文学复古以后”。是殑德之说已先与社会成迹不符。
孔德社会学的弊端就是将人文万象化约为一，忽略各国各地发展中的不同面貌，以至于结论与事实违离。章太炎此论虽含有政治立场，但也是他学术思想的重要底色。辛亥革命之后，章太炎再回忆起与严复的这番往来，依然认为“严复又译《社会通诠》，虽名通诠，实乃远西一往之论，于此土历史贯习固有隔阂，而多引以裁断事情”。此为“知总相而不知别相”。
与之相似，在19世纪，作为近代殖民活动的组成部分，不少来华传教士开始向本国知识界介绍中国历史与文化，并用本国文字翻译中国古代典籍，此乃西方汉学之嚆矢。虽然这些论著今日视之，“东方主义”色彩极为明显，但在当时那些对近代西方学术流变不甚了解的中国文人学士眼中，既然西方国家都对中国传统如此感兴趣，那岂不证明后者更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于是又生沾沾自喜、顾盼自雄之态，并希望援引西方汉学家的话作为表彰中国传统的理由。对此，章太炎批评：
又像一班无聊新党，本来看自国的人，是野蛮人；看自国的学问是野蛮学问；近来听见德国人颇爱讲支那学，还说中国人民，是最自由的人民；中国政事，是最好的政事；回头一想，文明人也看得起我们野蛮人，文明人也看得起我们野蛮学问，大概我们不是野蛮人，中国的学问，不是野蛮学问了。在学校里边，恐怕该添课国学汉文。
他强调：“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坏，依着他说坏，固然是错；就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好，依着他说好，仍旧是错。”“本国的学问，本国人自然该学，就像自己家里的习惯，自己必定应该晓得，何必听他人的毁誉？”了解与研究中国传统乃是中国人职责所在，是为中国未来发展夯实根基，而不应以是否受外人“待见”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在近代西方，最初致力于介绍与研究中国的多为来华传教士或外交官，与其学术工作相伴的是彼辈经常发表关于中国现实问题的评论，其中不乏卑视、嘲讽、曲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内容。在章太炎看来，“别国有几个教士穴官，粗粗浅浅的人，到中国来要知这一点儿中国学问，向下不过去问几个学究，向上不过去问几个斗方名士，本来那边学问很浅，对外人说的，又格外浅，外人看中国自然没有学问。古人说的，‘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一任他看成野蛮何妨。近来外人也渐渐明白了，德国人又专爱考究东方学问，也把经典史书略略翻去，但是翻书的人，能够把训诂文义真正明白么”。中国人不思充分继承自己的学术传统，却十分势利地将域外如此这般的肤浅片面之论奉为至宝，这不但本末倒置，而且极易造成“劣币驱除良币”现象，降低中国学术的品质。
正因为有这样一番思考，章太炎如此阐述自己对于知识的理解：
吾尝以为洞通欧语，不如求禹域之殊言；经行大地，不如省九州之风土；搜求外史，不如考迁、固之遗文。求之学术，所涉既广，必摦落无所就，孰若迫在区中，为能得其纤悉。
可见，在章太炎看来，作为中国人，首要的任务是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这是最为重要的知识基础，也是一切政治活动的主要依据。而现实的中国是由历史的中国形塑的，因此，如何认识中国传统就显得尤为重要。
1909年，章太炎致信国粹学报社，谈及自己对于研究中国传统的旨趣：“国粹学报社者，本以存亡继绝为宗，然笃守旧说，弗能使光辉日新，则览者不无思倦，略有学术者，自谓已知之矣。其思想卓绝，不循故常者，又不克使之就范，此盖吾党所深忧也。”在一年前，他也曾对人说：“学名国粹，当研精覃思，钩发沈伏，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斯乃形名相称。若徒摭旧语，或张大其说以自文，盈辞满幅，又何贵哉？”不特此也，“若乃钞撮成言，加以论议，万言之文，謦欬可了，然欲提倡国粹，不应尔也。今日著书易于往哲，诚以证据已备，不烦检寻尔。然则最录实征，亦非难事，非有心得，则亦陈陈相因。不学者或眩其浩博，识者视之，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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