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国性”，将来“一日有事，则抗节死难之士必非学子可知也”。章太炎将这样的风气归结到清末张之洞主导的学制改革。此外，他还批评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学风。他认为要想让这些根底不深的青年学子在短期内掌握经学是一件很不现实的事情。因此，只有大力提倡读历史，或可使其对中国历史与现实能有基本的了解，并效仿历代先贤，培养起良好的道德品质。但症结在于，当时的史学研究风气很成问题，有“尚文辞而忽事实”“因疏漏而疑伪造”“详远古而略近代”“审边塞而遗内治”“重文学而轻政事”五种弊病。所以要想扭转这样的学风，其实很不容易。
从后见之明来看，章太炎的这些批评确实点出了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流弊。比如宣传新思潮不遗余力的陈独秀就说：
你说不可埋头读书把社会公共问题漠视了，他就终日奔走运动，把学问抛在九霄云外。你说婚姻要自由，他就专门把写情书寻异性朋友做日常重要的功课。你说要打破偶像，他就连学行值得崇拜的良师益友也蔑视了。你说学生要有自动的精神，自治的能力，他就不守规律，不受训练了。你说现在的政治法律不良，他就妄想废弃一切法律政治。你说要脱离家庭压制，他就抛弃年老无依的母亲。你说要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就悍然以为大家朋友应该养活他。你说青年要有自尊的精神，他就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不受善言了。你说反对资本主义的剩余劳动，他就不尊重职务观念，连非资本主义的剩余劳动也要诅咒了。你说要尊重女子的人格，他就将女子当做神圣来崇拜。你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不能不理政治，他就拿学生团体的名义干与（干预）一切行政司法事务。你说要主张书信秘密自由，他就公然拿这种自由做诱惑女学生的利器。
从内容上，这些批评其实和章太炎在《救学弊论》里表达的观点颇为相似。但这番话从陈独秀口中说出就属于药石之言，可是从章太炎口中说出，并刊登在他创办的《华国月刊》上，则成为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又一明证。1925年，章太炎的另一位门生钱玄同给胡适写信，其中说道：
《华国》二册奉上。我稍微有些错记，他的文笔里并没有说到“科学方法”，但他骂提倡新文化、新道德为洪水猛兽，自是指吾辈而言……是则“敝老师”的思想，的的确确够得上称为昏乱思想了。我以为他这种思想，其荒谬之程度远过于梁任公之《欧游心影录》。吾侪为世道人心计，不可不辨而辟之也。
可见，在新文化运动的宣传者们那里，即便他们在思想渊源上与章太炎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但此时的章太炎俨然已经成为新思潮的对立面，必须被彻底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