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砭新文化运动

3年的墨学论争，则是胡适直接挑战章太炎的学术观点。1923年，章士钊在《新闻报》上发表文章评价当时学界对于墨子的研究，他认为胡适的研究有不足之处，章太炎的观点才堪称“精审”。章士钊的这篇文章刊出不久，章太炎给他写信，说胡适研究墨子犯了不知研究经学与研究诸子学的区别之弊。

章太炎此信引起胡适的激烈反应。他致信章士钊：“太炎先生说我‘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我是浅学的人，实在不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何异点。我只晓得经与子同为古书，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订正与古义的考定，此意在高邮、王氏父子及俞曲园、孙仲容诸老辈的书中，都很明白。试问《读书杂志》与《经义述闻》，《群经平议》与《诸子平议》，在治学方法上，有什么不同？”并且他还强调：“这一点是治学方法上的根本不同，故不敢轻易放过”，因此特意嘱咐章士钊遇见章太炎时“千万代为一问。”

面对胡适的追问，章太炎向章士钊就治子与治经之间的差异详加说明。胡适一再强调子书与经书同为古书，因此需要以校勘学和训诂学的方法治之。而章太炎则认为：“校勘训诂，以治经治诸子，特最初门径然也。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此就大略言之，经中《周易》亦明义理，诸子中管、荀亦陈事实，然诸子专言事实，不及义理者绝少）。治此二部书者，自校勘训诂而后，即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术有不得同者。故贾马不能理诸子，而郭象、张湛不能治经。若王、俞两先生，则暂为初步而已耳。”在他看来，治经与治史相似，就是以客观的眼光去寻求古书所载之真相，考索本意，钩沉史事，不需要横加议论于其间。治诸子则不然，不能只是停留在文本校勘的初级阶段，而是要从阐释的角度去明晰子书体例，进而分析其学说。

章太炎的回复显然不能让胡适感到信服。他又致信章士钊：“太炎先生论治经与治子之别，谓经多陈事实，而诸子多明义理，这不是绝对的区别。太炎先生自注中亦以明之。其实经中明义理者，何止《周易》一部？而诸子所明义理，亦何非史家所谓事实？盖某一学派持何种义理，此正是一种极重要的事实。”本此认识，胡适强调：“至于治古书之法，无论治经治子，要皆当以校勘训诂之法为初步。校勘已审，然后本子可读；本子可读，然后训诂可明；训诂明，然后义理可定。但做校勘训诂的功夫，而不求义理学说之贯通，此太炎先生所以讥王、俞诸先生‘暂为初步而已’。然义理不根据于校勘训诂，亦正宋、明治经之儒所以见讥于清代经师。两者之失正同。而严格言之，则欲求训诂之惬意，必先有一点义理上的了解。否则一字或训数义，将何所择耶……故凡‘暂为初步而已’者，其人必皆略具第二步的程度，然后可为初步而有成。今之谈墨学者，大抵皆菲薄初步而不为。以是言之，王俞诸先生之暂为初步，其谨慎真不可及了。”

胡适之所以这样积极地与章太炎辩论，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墨学研究自视甚高。1915年，他致信异国女友韦莲司：“我的工作使我觉得很快慰。最近我主要的研究是《墨子的名学》。我发现的比我预期的多得多。”可见他对于《墨子》当中涉及哲学论辩的方面早有关注。在编选《胡适文存》时，他将《〈墨子·小取〉篇新诂》置于“卷二”。在序例中他特意说明：“卷二与卷三，带点讲学性质的文章。我这几年做的讲学文章，范围好像很杂乱——从《墨子·小取》篇到《红楼梦》——目的却很简单。我的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故这些文章讲的是实验主义，是考证小说，是研究一个字的文法，都可以说是方法论的文章。”因此，当章太炎批评胡适的墨学研究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时，胡适自然无法容忍，因为这关系到他能否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装扮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典范，进而在学界树立领袖地位。如果这次不正面回应章太炎，那么岂不证明章太炎才是学界真正执牛耳者。而胡适之所以要在回应章太炎之时扯上清代汉学，也是因为如何评价清代汉学，谁来主导对清代汉学的评价，是一个关乎学术话语权的大问题。胡适此意很明显，虽然章太炎师从俞樾，看上去与清代汉学关系更紧密，但真正能挖掘清代汉学遗产的，还得靠胡适这样受过美国科学方法熏陶的归国留学生。

面对胡适等人在学术界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章太炎的弟子汪东建议他创办一份刊物来回应新思潮。1923年9月，由章太炎任社长，汪东任编辑的《华国月刊》在上海创刊。第二年8月，章太炎在上面发表《救学弊论》，较为系统地批评了新文化运动。在他看来，当时的大学学风甚为浮嚣，致使学生在里面学不到有深度有系统的知识，只能从讲义上的只言片语窥见学术门径。更为关键的是，在竞言新思潮的背景下，不少学子形成仰慕西方物质文明，鄙视中国现状、看不起中国普通民众的恶习，并在都市文化的熏陶下日渐丧失勇武淳朴之气，反以奢靡享受是尚。这让他们只能在现代都市里生活，与中国农村及中国农民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总之，他们“智识愈高，则志趣愈下”，加之“歆慕远西，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