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政治歧路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受到日本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大军向直系军队发起进攻。原属于直系的冯玉祥因与吴佩孚的关系并不融洽，在直奉两军鏖战于山海关之时，率领军队进入北京，逼迫因收买议员而当上总统的曹锟下令停火，并将所属部队改名为国民军。吴佩孚闻讯，立即赶回天津。奉军乘机发动猛攻，日本则不允许直军途经秦皇岛，在此情形下，直军溃败。吴佩孚逃往南方，以图再起。冯玉祥占领北京后，先是推举黄郛为国务总理，代行总统职务。随后在与张作霖商讨后，将已经失势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推出来担任临时执政。但不久之后，冯玉祥与张作霖又发生分歧。冯玉祥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希望得到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权苏联的援助。张作霖则延续其他军阀的习惯，极力赢取传统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因此，二人及其背后的国际力量纠纷日益激化，最终冯、张之间发生冲突，冯玉祥退守西北，与广东的北伐军遥相呼应。面对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张作霖则选择与吴佩孚摒弃前嫌，共同对抗国民革命运动。

与此同时，身在广东的孙中山开始反思自己为何革命数十年却未能成功。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总是将希望寄托于旨在瓜分、占据、掠夺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援助，以及各地手握实权的军阀的支持上。因此每当自己的主张超越这两种力量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就会遭受他们的排挤或攻击。此外，从同盟会到国民党，革命阵营严重缺少组织原则与政治纪律，要么像旧式士绅那样基于交情、地缘、亲缘、同门关系而结合在一起，要么就颇为蹩脚地效仿秘密会党之所为，把后者那套指天画地按手印的方式用来约束党员、规范行动。这样很难让革命同志因共同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目标走到一起，形成具有组织性与纪律性的政治团体。因此，目睹十月革命之后全球范围内兴起的革命潮流，孙中山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苏联的政党、军队与宣传实践，希望借鉴列宁的党建思想与政治学说来改组国民党。在苏联顾问帮助下，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扶助农工、国共合作的口号。几个月后，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开始依据苏联的军事组织原则创建一支具有革命理想与革命纪律的新式军队。改组之后的国民党，虽然各种旧的政治习气一时间难以完全清除，其内部一些老党员对于与共产党展开合作、扶助农工、打倒帝国主义等政策也颇有微词，但相比于从前，国民党的气象还是为之一新。在新气象吸引下，全国各地不少怀抱革命理想与革命热情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广东，加入国民革命的队伍之中。由于他们当中不少人受到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做事风格与价值理念上和孙中山眼里已经越来越显得腐朽落伍的“老同志”之间有明显区别。他们更善于组织动员民众、更关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社会矛盾，并擅长运用新的大众传播媒介宣传革命理念。

1924年底，为了回应在社会上引发极大共鸣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段祺瑞宣布先召开由各省区代表组成的善后会议，再以此为基础召开国民会议。孙中山觉得能够以此为平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于是抱病北上，与段祺瑞、张作霖等人会面。章太炎也收到善后会议筹备处的邀请，但他认为段祺瑞的政治合法性本就值得质疑，善后会议的筹办很大程度上是其为自身利益而故作姿态，因此不打算参加。在章太炎看来，自从直系军阀将黎元洪赶出北京后，执掌中央政权的不同势力皆不具备合法性，不能代表所谓民国“法统”。基于相似的立场，在冯自由的怂恿下，章太炎又领衔发表《护党救国宣言》。该宣言表面上是在批评国民党长期组织涣散，同志散布四方，难以有效统合，号召不忘清末革命宗旨者互相联络沟通，共定国是。但实际上冯自由因反对国民党改组而遭孙中山责备，他与其他反对改组的老党员北上上海，想另树旗帜，对抗改组之后的国民党。因此，这篇宣言就是冯自由等人打出政治口号的标志。章太炎很早便与冯自由相识，一直以来都保持不错的关系，因此后者不难用自己的政治态度来想方设法影响章太炎。

说起政治立场，章太炎自始至终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侵略中国，维护中国的版图完整与主权独立。他一度与孙中山等人关系不融洽，除了个人纠纷，就是因为他觉得孙中山时常与帝国主义列强搞暧昧，希望借助后者力量来实现政治主张。他之所以主张联省自治，也是因为担心由北洋集团控制的中央政府会利用其职权干卖国勾当。甚至在公开发表的论著里，除了戊戌年间因不明世界大势而误作孟浪之论，他一贯秉持批判帝国主义的立场，不像梁启超那样虽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但却时常对白种人殖民世界持仰慕的态度。这一点是章太炎和其他与各路军阀保持紧密联系的人最为不同之处。1925年1月，章太炎在《华国月刊》撰文，借分析秦蕙田《五礼通考》来评价晚清名宦曾国藩。他认为曾国藩忘记了儒家的夷夏之辨，在西方列强面前“始终屈节”。为了剿灭太平军，曾国藩支持英国殖民者戈登组织洋枪队，借助列强兵力来镇压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