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政治歧路

民起义，“其辱国有甚于和亲者”。从性质上看，此乃“招戎以轶中国”。曾国藩在清末民国广受读书人崇拜，被视为恪守儒家修身之道的代表。而在章太炎眼里，曾国藩在西方列强面前如此软弱，甚至挟洋自重，根本不能算合格的儒者。

1925年，上海日资工厂里的中国工人因厂方无端殴打与开除工人而展开罢工，该年5月，积极组织工人与厂方展开斗争的顾正红被日本人枪杀，这引发上海各界强烈抗议，数千学生赴公共租界进行演讲，援助罢工工人，号召人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英国巡捕对学生和其他集会群众开枪，造成11人死亡，20余人重伤，此即著名的“五卅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与改组之后的国民党积极组织学生与社会各阶层，向租界当局与列强在华势力展开抗议与示威活动，并通过报刊介绍斗争情况，广泛宣传反对帝国主义与打倒列强的主张，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全国范围的响应，大多数中国人积郁已久的爱国热情被唤起，工商阶层、知识分子、工人、学生，都参与到这场反帝运动中来，组成了联合战线。特别是不少知识青年因为这场运动而对反帝救亡有了一定认识，遂南下广东，或是报考黄埔军校，或是加入广东的革命政府。

对于五卅运动，基于反帝思想，章太炎自然十分支持。1925年6月，他带头署名，发表通电，批判向学生开枪的英国殖民者，并呼吁收回租界：

英捕房自谓保护治安，而学生实未携带金刃，空言求请，何害治安？乃竟开枪杀人，波及行路，似此妄行威虐，岂巡捕之职当然？事后学生要求驻沪交涉员与领事谈判，请将行凶巡捕治罪，而该捕房犹始终狡展，连续两日，仍于马路枪杀市民不绝。是则租界吏役擅杀华人，一切可以保护治安借口，恐虽专制君主亦无此残戾也。某等以为英捕而不治罪，固不足以肃刑章；英捕而果治罪，亦未必足以防后患。惟有责成外交当局，迅速收回租界市政，庶几一劳永逸，民庆再生。

1925年7月，群治大学学生代表访问章太炎，询问他对于五卅运动的看法。他认为：“五卅惨剧，举国悲愤，民气激昂，实行经济绝交，一致对外，足见吾民族精神未死。”同时他指出：“军阀已不可恃，所可恃者，惟吾民众耳。”可见，章太炎已经意识到要想打倒帝国主义，需要寻找新的政治力量，特别是要将广大民众组织动员起来。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的认识其实与国民革命的口号相差并不远。五卅运动影响极广，租界当局虽然不会轻易将租界交回中国，也不会放弃领事裁判权，但面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汹涌澎湃的反帝呼声，还是采取了一些妥协行为，包括增加工人工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而从支持五卅运动、呼吁收回租界这一点来看，章太炎依然保持着革命者的本色。

在五卅运动中，除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还有一个新成立不久的党派也借机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就是中国青年党。中国青年党主要由出身中上层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以精英自诩，对民众运动颇为轻视。他们效法19世纪以降的国家主义思潮，强调全体国民应以“国性”为起点来保卫国家、建设国家，抵抗任何有损国家主权的外部力量。从外观上看，这与近代以来的救亡图存理念颇为相似，但具体到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语境里，这样的主张主要是对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因为中国青年党宣称中国社会没有阶级矛盾，中国的政治运动应以全体国民为参与者，是“全民革命”，将国内的阶级矛盾与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对立起来，宣扬不能因过分关注前者而忽视后者。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主张，他们并未直接反对，而是认为不但英美日等国是帝国主义，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也是帝国主义，这就将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的列宁对于帝国主义的剖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生产方式，扭曲成一切与中国政治发生关系的国家都是帝国主义。其目的就是用抽象的“国民”名义掩盖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与阶级冲突，用缺少准确定义的帝国主义概念消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帝国主义支配格局的批判与冲击。正因为秉持这样的政治主张，在具体政治活动中，他们主动与孙传芳这样的军阀建立联系，派遣党员赴后者创办的军事学校任教，借此培植势力。相似地，与其说他们真做了多少反抗英美日帝国主义的事情，不如说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反共宣传。

中国青年党的主要领导人曾琦颇为推崇章太炎。1918年章太炎在四川演讲读历史的重要性，曾琦在报纸上看到演讲内容，在日记中认为章太炎此论“洵不刊之言”。参与成立中国青年党之后，1924年9月14日曾琦在日记中记载：“赴华国月刊社购该刊十二册，其中载有予在巴黎寄妹书，章太炎先生曾为改易数字而加以赞语，成为词事悲壮，有习凿齿、鲍明远风，可以风世云。旋往谒太炎先生，谈时局良久，并以醒狮周报条例征先生同意，请其代署封面。”可见在他看来，章太炎实为自己的知音。而章太炎不但愿意为青年党的喉舌《醒狮周报》题字，还与曾琦谈了许久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