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革命之路

产生太多好感，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

兴公（孙中山）亦在横滨，自署中山樵，尝一见之。聆其议论，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斯言即流血之意，可谓卓识。惜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也。

在章太炎看来，孙中山虽不乏卓识，但言论略有夸大浮泛之嫌，不太讲求实际，所以稍显“不靠谱”。当然，章太炎拿孙中山和张角、王仙芝这样的古代农民起义领袖相提并论，说到底就是仍不认为孙中山也和自己一样是一位具有现代知识的文化人。在横滨时，孙中山还和章太炎、梁启超等人讨论过中国的土地问题，孙中山向他们提及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并介绍了自己深为服膺的美国人亨利·乔治的土地理论。

因此，真正促使章太炎走上革命之路的还是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1900年义和团起义，随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带着光绪仓皇出逃，这一系列的事件让当时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备受冲击，使他们开始认真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章太炎在《自订年谱》中说，1900年“清自诛窜康梁以后，与外人尤相忌，刚毅用事，遂有义和团之变”。目睹这样一连串事件，使章太炎彻底抛弃了依托清政府来“革政”的念头。该年6月，章太炎致信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劝说他“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所谓“更建政府”，显示章太炎已经不再承认清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并思考如何用新的政治力量来取代它。1900年7月，唐才常等人在上海召开“中国议会”。作为参与者，章太炎写信给夏曾佑谈及其中的状况：

海上党锢，欲建国会。然所执不同，与日本尊攘异矣。或欲迎跸，或欲□□，斯固水火。就迎跸言，信国（文廷式）欲借力东西，铸万（唐才常）欲翁（翁同龢）、陈（陈宝箴）坐镇，梁公（狄楚青）欲密召昆仑（康有为），文言（汪康年）欲借资鄂帅（张之洞）。志士既少，离心复甚，事可知也。

章太炎描述的中国议会内部情形，一方面固然体现了士绅群体在组织具有现代特征的政治团体之时还缺乏经验，特别是不谙团结大多数成员与形成政治共识的方法，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参加中国议会的人们在如何对待清政府问题上的观点并不一致，所以才会有各种各样的救亡方案。被推举为副会长的严复就颇为悲观地指出：“中国今日情事，与俄、日本皆不同，与雍、乾间之法兰西却有相似。”这番话的潜台词就是认为清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在不断丧失，人心已散，类似大革命前夕的法国。被推选为会长的容闳在用英文撰写的中国议会对外宣言中更是直言，“大清朝势必覆亡”，“大清癫狂始终，愚不可及”，因此需要另立新政府，施行君主立宪制。时任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干事的井上雅二也在日记里记载，中国议会的真实主旨外界其实并不知晓，包括“废弃旧政府，建立新政府，保全中外利益，使人民进步”。而根据今天的研究，不但唐才常策划利用会党发动起义，与张之洞关系紧密的汪康年也打算在南方另立政权，新政权采用民主制度，实行总统制，总统将由当时的名人来担任，人选包括光绪，同时派人联络会党土匪武装作为军事力量。

而章太炎则走得更为彻底。通过对甲午之战以来参与政治活动的反思，以及对清政府的长期观察，章太炎坚信这个政权不但不能让中国走出困境，反而会让中国遭遇更多的困境，甚至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只有推翻清朝统治，才能让中国摆脱内外危机，实现国富民强。因此，在中国国会第二次开会时，章太炎提出应拒绝让满蒙官绅入会，以此表明自己决定走上革命之路的态度。稍后，他在由革命团体兴中会创办的《中国旬报》上发表了《严禁满蒙人入国会状》与《解辫发说》两篇文章，公开向世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对《訄书》进行重订时，章太炎专门加入《客帝匡谬》与《分镇匡谬》两篇文章，检讨自己曾经对清政府抱有期望的幻想，强调今后将矢志不渝地致力于革命运动。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章太炎之所以走上革命之路，主要是因为他“排满”的“极端民族主义”立场。不可否认，在进行政治宣传时，章太炎确实经常刻画清政府的残暴与昏聩之像，并借用明清之际的历史来激起人们对清朝统治的仇恨。但其实章太炎之所以反清，主要是因为他认为清政府不能有效抵御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让中国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在具有表明心迹意味的《客帝匡谬》当中，章太炎强调：

故联军之陷宛平，民称“顺民”，朝士以分主五城，食其廪禄，伏节而死义者，亡一于汉种，非人人阘茸佣态。同异无所择，孰甘其死？由是言之，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

很明显，章太炎最担忧的是由于不能抵抗外敌而让中国沦为“欧美之陪隶”。他认为只有推翻清朝统治才能避免这样的情形发生。因此，章太炎的反清思想归根结底是建立在他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思想之上的，而他的民族主义思想针对的是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列强。也正由于这样，在武昌起义爆发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