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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室包扎。”佩勒说。

“我没事。”少年说道，把一张大钞放在前排座椅中间，“谢谢你的手帕。”

佩勒抬起头，从后视镜里看他。那少年把手帕绑在额前，手帕已经被鲜血浸透。

“走吧。我免费送你。德拉门肯定有急诊室。”

“我应该明天就走了。”少年说着，抓紧那只红色运动包，“我走之前必须见这人一面。”

“这安全吗？你不是说他杀过人吗？”佩勒瞟了一眼车库，车库建在房子内部。有这么多地，却没建单独的车库。这房子的主人大概是美式建筑的拥趸。佩勒的奶奶以前住在一座村子里，那儿的挪威人都在美国住过，要么就是有亲戚在美国，总之村里那些痴迷第二故乡的人不仅住的是带门廊的房子、旗杆上挂的是星条旗、车库里停的是美国车，还装了110伏的电源，用来插自动点唱机、面包机和电冰箱，这些玩意要么是他们从得克萨斯买来的，要么是布鲁克林湾脊的某位祖辈留下来的。

“他今晚不会杀人。”少年说。

“就算不会，”佩勒问，“但你真的不想让我等你吗？回奥斯陆得开半小时呢，再叫一辆出租车会很费钱，因为它得空驶过来。我会把计价器暂停——”

“真的很感谢你，佩勒，不过你还是不在场的好，这对我俩都最好不过。懂我的意思吗？”

“不懂。”

“好。”

少年下了车，望着佩勒。司机耸耸肩，驾车离开；他从后视镜里望着少年的身影，听见砾石在车轮下隆隆作响。他看见少年站在那里，然后突然消失了，隐没在黑暗的丛林中。

佩勒停下车。一直盯着后视镜。那少年不见了，正像他妻子一样。

这让人特别难以接受。一个朝夕相处的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人，居然转眼就能烟消云散，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除非是在梦中，在美梦中。因为他做噩梦时从来不会梦见她，只会梦见道路和迎面而来的车灯。噩梦中的他，曾经前途无量的拉力赛车手佩勒·格兰纳吕德，根本来不及躲闪，怎么也做不出那个简单的闪避动作，避开那个醉驾逆行的司机。他没做出每天在赛车场上练习的动作，而是呆若木鸡。因为他知道，那个动作或许会夺走他唯一难以割舍的东西。不是他自己的生命，而是他亲人的生命：那两个人在他心中胜似生命。他刚刚把他们从医院接走，他们就是他未来的生活。就从这一刻开始。他当爸爸了。但只当了三天。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家医院。他们起先只说他受了腿伤。这是个误会，当时换了班，接班的人不知道他的妻儿都已经死于车祸。结果他过了整整两个小时才得知真相。他对吗啡过敏，应该是先天性的，他只能躺在那里，日复一日地忍受剧烈的痛苦，呼喊着她的名字。但她就是不来。他熬过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渐渐明白自己再也见不到她了。他继续呼喊她的名字，只为让它在耳边响起。他们甚至来不及给宝宝起个名字。佩勒突然发现，直到今晚，直到那少年把手放在他肩头那一刻，这痛苦才彻底平息。

佩勒看见白房子里有个男人的轮廓。那人坐在一扇宽大的落地窗前，窗户上没挂窗帘。客厅灯火通明，那人仿佛在展览自己，在等谁到来。

伊弗尔看见大块头向他和弗雷德里克走来，带着刚才在钢琴旁谈话的客人。

“他要找的是你，不是我。”弗雷德里克小声说了一句，溜掉了，他早就盯上了吧台前的某个俄罗斯尤物。

伊弗尔咽下一大口唾沫。他跟这个大块头合作有多少年了？他们同甘共苦，一起发财，偶尔也一起亏钱，比如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震波微微撼动挪威海岸的时候。尽管如此，他依然会在大块头靠近时浑身发僵，几乎呆若木鸡。据说大块头仰卧推举能举起相当于自己体重的重量，而且是一口气举十下。不过他极具压迫感的外表只是一方面，要是你知道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音调中最细微的变化，甚至——或者说尤其是——你无意间的举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当然，还包括你的动作、脸色和瞳孔的变化。

“嘿，伊弗尔。”那个低沉的声音隆隆响起，“你好吗？阿格妮特。那件事真是太可怕了，是这样吧？”

“是啊。”伊弗尔说着四下张望，寻找侍者。

“我想给你介绍一位朋友——你俩有个共同点，都丧妻不久……”

那个戴眼罩的人伸出一只手。

“……凶手还是同一个人。”大块头说。

“我是英韦·莫尔桑德，”那人自我介绍，捏捏伊弗尔的手，“节哀顺变。”

“你也是。”伊弗尔·伊弗森说。怪不得这人看着这么眼熟。他就是那个船主，那个脑袋被锯开的女人就是他妻子。英韦·莫尔桑德一度是警方的主要嫌疑人，直到他们在犯罪现场发现了一些DNA。桑尼·洛夫特斯的DNA。

“英韦家就在德拉门郊外。”大块头说，“今晚我们借用了他的房子。”

“哦？”

“伊弗尔，我们在那儿设了陷阱，要抓住杀阿格妮特的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