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兴都市

日军投降以后，所有被放逐的人都如洪水般涌了回来，一并涌入的还有成千上万逃离战火的人。先行抵港的人有机会分到一个拥挤的房间——每个房间都被划分成十个甚至更多个床位，后来者就只能住进山坡上的棚户区。[82]短短五年，香港人口从60万飙升至300万，房屋租金也一路上涨。突然间，李海泉不再只是一名演员，而成了一名成功的包租公。

在当时，拥有四套寓所远算不上是大亨——李海泉的资产甚至还赶不上李振藩的外伯公何东爵士的百分之一——但这确实奠定了这个大家庭的经济基础。“我的父母并不是真正的有钱人，但我们从来没有为衣食问题担心过。”李振藩后来跟朋友们介绍说。[83]事实上，这个家庭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以战后第三世界的标准来看，李海泉一家是非常富裕的，甚至能够买得起最新款的奢侈品。“到了1950年，我们家陆续购入了电视、冰箱、轿车，并有了自家的司机。”李秋源回忆道，“我们对社会阶层没什么概念，但如果你家里有台电视，那你一定身处上流阶层。”[84]除了司机，他们家还有两位住家用人、一只猫、一缸金鱼以及五条狼狗。[85]李海泉就是这样凭借着才华、精明和运气，从贫困的童年一路发展起来。

日本占领结束以后，孩子们得以重新在自由环境中健康成长。秋源和小振藩性格外向，喜欢玩闹，秋凤和忠琛性格内向、勤奋好学。李秋源说：“秋凤和忠琛不多说话，对他们所做的每件事都非常认真，但我和振藩不一样，我们前一分钟还在打架，下一分钟就会和好。我俩都比较懒，但我没他那么懒。有时我们太懒了，爸爸会责骂我们，不给我们吃的。”[86]

香港被占领期间困扰小振藩的疾病，以及因此带来的羸弱体态，也随着生活的改善而得到了控制。他变得极度活跃，家人甚至还为他起了绰号，叫他“无时停”。他总是跳来跳去，不停地玩耍、打闹、嬉笑，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李忠琛记得，如果小振藩长时间不说话，他们的妈妈会认为他一定是病了。[87]李振辉说：“这个哥哥好像患有过度活跃症，像只甩绳的马骝。”[88]有时，他也会质疑父母让他做的事，这为他赢得了另一个绰号：点解B。[89]他对权威的怀疑态度持续了他的一生。他在拍《唐山大兄》时，亦因每事必问的行径，而被导演恼怒地称为“点解龙”。

后来，他的父母发现了唯一能让他乖乖地“安静”下来的办法，就是给他一本漫画。[90]他会静静地坐着读上几个小时。在1957年香港亚洲电视台出现以前，读漫画和杂志就像去儿童乐园一样，是孩子们主要的娱乐形式。[91]小振藩从功夫漫画看起，年纪大一些后，开始看武侠小说，他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来去书店了。小振藩在六岁时戴上了近视眼镜，何爱榆认为是他痴迷阅读最终导致了近视：“他经常在没有得到我允许的情况下，在床上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去看小字体的漫画，我认为这是导致他视力不好的主要原因。”[92]

正是这些漫画和充满幻想的小说给他带来了丰富的内心世界。他阅读时，会把自己想象成故事中的男主人公。有一次，何爱榆责备他自私：“你这孩子真没用，对我们都没什么感情。”[93]小振藩没有辩护，只是讲了一个故事进行回应：“如果我们正在森林里走着，遇到一只老虎，我会留下来跟老虎搏斗，让你们快点儿离开。”

除了收租以及因粤剧演出所获得的薪水，李海泉又新增了一项收入来源：拍电影。抗日战争前，香港最大的电影公司联华影业（Lianhua）的董事长是李振藩的外伯公何东。[94]在上海逐渐发展成中国电影制作圣地之前，它的总部设在香港。后来，随着上海影响力的不断增长，开启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香港总部就变成了联华影业的一个地区性的分支结构，只负责制作低成本的粤语片。但日本的入侵使得当时所有电影制作被迫中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在香港被占领的三年零八个月里，唯一一部在香港摄制的影片是1942年上映的《香港攻略战》（The Battle for Hong Kong），这是一部日本宣传片，演员多数是日本人，但也有很多香港著名演员被强迫要求出演。李海泉也被要求出演，不过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这个明智的决定挽救了他的事业——那些出演的香港电影人在战后被视为卖国贼而列入了黑名单。

香港摆脱日军占领之后，中国内地的内战还在继续，从而导致了许多上海艺术家移居香港，随后内地其他地区的一些演艺人士也陆续移居香港。到了1950年，香港已经成为东方的好莱坞、华人电影界的中心。

作为一名著名粤剧演员，李海泉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在日军占领中幸存下来且声誉完好无损的演员之一。他在电影行业蓬勃发展的初期很好地抓住了机会，出演了几十部电影，其中以喜剧角色居多。他经常扮演有钱又贪婪的吝啬鬼，这些总被捉弄的角色常会博得观众的笑声。虽然以现代标准来看，当时的电影演员薪酬并不高，但远比舞台演出赚得多。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