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截拳道

一直背负在身上。”[414]李小龙借用禅宗公案来表达自己对截拳道的定义，他将截拳道称为“无形之形”，并据此提出了新的拳术理念：“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

“那是在20世纪60年代，”丹·伊鲁山度开玩笑说，“每个人都这么说。”[415]

李小龙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他感觉到了当时流行于美国的“反文化”情绪，并将其运用到了武术中。“每个人都在质疑我们的政府，我们不相信他们会带领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丹·伊鲁山度进一步解释道，“李小龙是反传统的——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声音。他质疑一切。他说，‘如果你不去质疑，你将无法成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截拳道变得不再只是侧重于具体姿势或格斗技巧，而是更多地演变成一种可应用于武术和生活的哲学方法。质疑传统，笃行务实——“吸收有用的，放弃无用的。”找寻自己的真理——“加上自己特有的。”然后，继续进化。丹·伊鲁山度回忆道：“李小龙曾告诉我，1968年的截拳道和1969年的截拳道会有所不同，而1969年的截拳道又将不同于1970年的截拳道。”与中国儒家崇古敬老的思想相比，美国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实用主义哲学对李小龙影响更为深远，让其能够着眼于未来，以塑造一个更加完美的自己。

拳脚是人类天生的身体武器，既可以用来对付现实中面临的敌人，也可以在精神层面对抗一己的自我、贪婪和愤怒——这意味它既可以用于自我防卫，也可以用来自我教化。李小龙说：“在这方面，截拳道是直面自我的。”[416]克里希那穆提教导的核心是：“我只关心一件最根本的事情：让人获得自由。”同样，李小龙宣称：“截拳道的最终目标是走向自我的解放。它为个人的自由和成长指明了方向。”[417]

说到训练，李小龙走在了健身革命的前沿。他是第一位像现代运动员一样进行训练的武术家。当时，传统的习练者认为只要重复习练基本技术就足够了，这是他们主要的训练方式，也是最为普遍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的职业橄榄球运动员认为负重训练是危险且有害的——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的许多球队都禁止使用该训练手段。[418]不过，李小龙认为力量和体能训练是成为终极斗士的关键。

经历过与黄泽民那场让人精疲力竭的打斗之后，李小龙更加努力地去提高自己的耐力。对此，李小龙解释说：“一位状态不佳的运动员，当他极度疲惫时，很难有杰出的表现，不能正确地出拳或踢腿，甚至无法摆脱对手的纠缠。”[419]李小龙自拳击训练中吸收借鉴了跳绳和长跑训练。每天早上，他都会带着大丹犬波波在寓所附近跑上六至八公里。李小龙说：“对我来说，慢跑不仅仅是种锻炼方式，同时也是种放松方式，每天早上的慢跑都是我独自思考的时间。”[420]

虽然十几岁时，李小龙有接触过负重训练，但直到他移居奥克兰之后，他才开始认真对待这种训练模式。他的学生严镜海和周裕明是美国早期健美运动的先驱，他们向李小龙展示过一些基本的负重技巧和训练方法。让李小龙感兴趣的是如何通过负重训练来提升肌肉力量，而不是增加肌肉围度，他希望自己的力量能够有所增强，但不希望因此而变得笨重。因为他认识到相对于动作质量而言，速度的快慢对于提高击打力量更为重要。“严镜海和我都在进行大重量训练，”[421]周裕明说，“但小龙更偏向于用较轻的重量和较高的重复次数来完成负重训练。”在他的车库里，李小龙专门安装了等距训练器、深蹲架、卧推凳、哑铃以及专门用来强化前臂肌肉的抓握器。

李小龙对于训练非常地痴迷，但凡有空闲时间都会用来训练，以继续提高自己。他的一位洛杉矶时期的弟子曾羡慕地回忆道：“对于小龙师父来说，每天都像是在过周末，因为他从来没有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需要每天固定地去上班、工作。”[422]从周一到周日，他每天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早上慢跑，然后开始反复磨炼他的攻击方式，500次出拳、500次标指、500次踢击；下午，他会在自己的藏书室消磨时光，阅读哲学类书籍，或者跟他的经纪人和朋友们通电话；晚上，他会进行负重训练，每周三次。

即使不在固定的训练时段内，他也有保持训练的习惯。比如，他会在看电视时进行哑铃弯举，会在开车时反复捶打一个小型的卷藁靶——这让坐在他车上的乘客异常地焦虑不安。[423]他会将每一项日常活动都融入格斗特质训练：“当我穿裤子时，我是在做平衡性练习。”[424]

然而，如此高强度、高密度的训练给他的身体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每周要花几个小时练习快速侧踢，即使膝盖受伤也不例外，导致他在猛地踢出去时，膝关节总会咔嗒作响。他常常汗流浃背，好像一直处在高温状态。水户上原曾回忆说：“李小龙似乎总是湿漉漉的，即便是在空调房内，只要他一做动作，也会很快出汗。有一天晚上，他一口气不停地骑了45分钟的健身车，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