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家在闯荡演艺圈时都铩羽而归。[104]在擂台上有效的东西在电影中未必行得通，能让观众兴奋起来才是最重要的。李小龙之前在好莱坞当过动作指导，他知道如何在电影中去表现自己的技能，使之看上去与众不同。这就是夸张的艺术。在电影中，他可以旋转起来连踢三脚放倒三个坏蛋——然而换作在现实中，他可能未必做得到，不过在电影中，观众相信他没问题。正如《华盛顿邮报》的一位影评人所说的那样：“李小龙的动作令人赏心悦目，充满了爆发力，并且优雅、风趣。自从史蒂夫·麦奎因在《大逃亡》中骑摩托车之后，李小龙的动作戏让我再次听到了观众热烈的反响。他的表演有点儿詹姆斯·卡格尼（James Cagney）式的傲慢和史蒂夫·麦奎因早期的疏离感。”[105]
在当了25年演员之后[106]，李小龙终于学会了如何将动作和情感结合起来。从《青蜂侠》中友善的男佣加藤到《唐山大兄》中狂暴的郑潮安，这一转变充满了戏剧性。自从李小龙18岁出演《人海孤鸿》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出演主角。在这段奋斗、被拒、努力工作的日子里，他成功地获得了X要素——这是一种能够让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超越劳伦斯·奥利维尔爵士（Sir Laurence Olivier），从“明星”蜕变成“伟大演员”的难以形容的特质。《龙争虎斗》的联合制片人保罗·海勒（Paul Heller）认为：“在摄影机面前，李小龙是绝对的焦点。有些演员可以成为出色的演员，但在镜头面前，表现平平。镜头喜欢捕捉李小龙。他的能量、天赋及情感都可以透过摄影机和银幕表现出来。”[107]李小龙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演方法，可以将他拥有的能量很好地释放出来。“我能感觉到它在我体内奔走、咆哮，”[108]李小龙跟朋友们分享此刻的感受，“我比以往更自信了，因为我刚刚演了一回主角。”[109]
李小龙激动人心的表演唤醒了公众的意识。1842年的香港人口只有7000人，到了1971年，人数飙升至400万。香港本质上是一个由英国殖民统治的难民营。如果说需要振兴民族意识的话，那肯定是身居香港的华人。他们不仅饱受自卑的折磨，还面临着身份危机：他们究竟是中国公民，还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臣民，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龙争虎斗》的导演罗伯特·高洛斯（Robert Clouse）认为：“李小龙对于中国民族精神的贡献，要比许多政客或烈士大得多。这对数百万劳工阶层及贫困民众来说，如同一剂良药。他重新点燃了人们的自豪感，让他的同胞们在数百家电影院里欢呼雀跃。他们突然自我感觉好多了，在新的一天中，痛苦和偏见也随之减少了一些。”[110]
《唐山大兄》能大获成功也要归功于一场震惊海内外的外交事件，这一事件在该片首映前夕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彻底爆发了。最重要的是，它牵扯到了中国南海一些岛屿和钓鱼岛的领土归属问题。[111] 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落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日本割占台湾和钓鱼岛，并将钓鱼岛等多个小岛改名为“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无人居住的岛屿被置于美国的行政管控之下。1969年，联合国的一项调查表明，钓鱼岛附近海域蕴藏有大量石油。于是，中国及日本立即宣称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并因此唤醒了中国人痛苦的回忆。1971年6月7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宣布将钓鱼岛的施政权移交给日本。《唐山大兄》于10月30日上映，同年11月29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声明美国将在“尖阁诸岛”遇袭时支援日本。
中国人深感遭到背叛，于是，抗议和愤怒的社论开始出现。李忠琛在喇沙书院的同学、欧亚混血儿马西安诺·巴普斯蒂塔说：“我对那件事记忆犹新，美国人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把钓鱼岛给了日本。你可以问任何地方、任何教派、任何信仰或是任何政治背景的中国人——他们在钓鱼岛的问题上完全支持中国。在1971年我们被迫做出选择之前，我们一直没有身份意识。当美国把钓鱼岛的施政权移交给日本之后，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是中国人。”[112]
在民族主义极度高涨的环境下，由于李小龙在《唐山大兄》中勇敢地为华工出头，与恶势力抗争，所以中国观众非常喜欢他。他下一部电影《精武门》则进一步渲染了这种民族主义，从而使得大众更加喜欢他。但首先，他不得不继续忍受在美国人那里所遭受到的或私人或公开的羞辱。
眼见《唐山大兄》如此成功，李小龙准备借此机会重返好莱坞。首映后第二天，他给泰德·阿什利去了一封信，就此前签署的《武士》协议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他在信中写道：“除了我们之前协议的内容，我每年至少要有四个月的时间回港拍戏，我还要参与这部电视剧本身及周边产品的销售。”[113]
1971年11月21日，李小龙在接受英文报纸《星期日先驱报》（Su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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