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在加州的萨特磨坊发现黄金后，矿业公司开始在世界各地招募合适的工人来进行挖掘。随着非洲奴隶贸易被逐渐废除，中国南方的劳工商人提供了另一种劳工来源。他们以快速致富为借口，通过花言巧语骗得中国农民与之签订了强制性契约，将他们运往太平洋彼岸的“金山”（100多年前，中国人习惯称加州为“金山”）。从1850年到1852年，加州华人的数量从500人猛增到25000人。[1]
当金矿枯竭时，这些廉价的华工被雇去建造1863年开建的太平洋铁路。美国西部的华人如同南部的黑人以及东部的凯尔特人。[2]从加州商人的角度来看，华人是最理想的雇员：作为签订带有剥削性质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及未能获得公民身份的外国人，他们会比欧洲移民更加努力地工作，尽管只能获得少量的经济报酬，而且他们组织或参与罢工的可能性也更小。“他们性情温和，寡言少语，服从命令，从不酗酒。”马克·吐温曾写道，“目无法纪的华人是很罕见的，懒人也基本上是不存在的。”[3]
相比之下，白人工薪阶层移民，尤其是爱尔兰人，他们把寡言少语、性情温和的华工视为不受欢迎的竞争对手，开始想方设法排挤华工。他们恶意地称华工为“中国佬”“小眼睛的麻风病人”。[4]为了谋求共同利益，美国劳工与欧洲移民工人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华工，并于1870年宣称：“我们坚决反对资本家通过从中国引入廉价劳动力来打压或贬低美国劳工。”[5]
华工曾经受过赞扬，现在却遭到诋毁。《阿尔塔加利福尼亚日报》（Daily Alta California）的社论称：“华人在道德方面要比黑人差得多。他们在宗教方面有偶像崇拜心理，而且性情狡诈，私生活方面更是好色、无礼。他们永远不可能像我们一样。”[6]唐人街开始被描绘成不公正的集中地，到处充斥着鸦片与卖淫行为。随着美国经济在19世纪70年代陷入“大萧条”，西海岸华人人口的爆炸性增长被视为一种威胁。到了19世纪80年代，华人已增至37万，占据全部劳工的四分之一。[7]一时间，关于“黄祸”的阴谋论甚嚣尘上，人们担心亚洲部落会降临新大陆，压倒占人口多数的白人。
1881年，白人劳工阶层愤怒的反华情绪促使国会议员提出《排华法案》。这是美国第一次认真考虑基于种族、民族或原籍国等原因来禁止整个华人移民群体。当时的加州参议员约翰·米勒（John F. Miller）说道：“为什么不能区分高下呢？美国是一个到处回荡着金黄发色孩童们甜美声音的国度，我们必须保护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使其免受坏疽似的东方文明所污染或混杂。”[8]切斯特·艾伦·阿瑟（Chester A. Arthur）总统否决了这一法案，担心它可能会影响对华贸易。公众的愤怒情绪因此爆发。在美国西部，总统的人偶被吊起来，也常有疯狂的暴民焚烧总统肖像。第二年，政府出台了一项折中法案，禁止所有华工输入美国，具有商人、教师、学生这三种身份的华人可以入境。最终该法案由阿瑟总统签署并通过。
1882年的《排华法案》非但没有平息白人劳工阶层的怒火，反而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做出各种暴力的排华行为——仅仅是禁止华工入境是不够的，必须让他们离开美国。“义务守护美国”的白人所做出的暴力行径，让美国西部好几个华人社群经历了一段被称为“驱逐运动”（the Driving Out）的恐怖时期，其激烈程度直追种族屠杀。1885年，在西雅图，一群暴徒强迫大多数华工离开美国。600名拒绝放弃货物的华商被强行围捕，并被拖驱赶至由华工血汗建造的北太平洋铁路火车站，然后运往波特兰（Portland）。美国战争部部长不得不向西雅图派遣军队，以阻止更多反华大屠杀的发生。[9]
接下来的60年，在美国的华人被边缘化，隔离在属于自己的唐人街内——这是一个被人鄙视、歧视以及不被信任的少数人群聚集地。这一情况的转折点是珍珠港事件的发生。紧接着，12万日裔美国人被围捕并被送往集中营，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因为双方共同的敌人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这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成为宝贵的同盟国，他们称赞中国人民是英勇的自由斗士。为了防止中国向日本投降，能够继续与美国联合作战，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于1943年10月11日致信国会，敦促国会“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加以改正”，通过废除《排华法案》来“压制日本人的丑化宣传”[10]。
战争结束后，美国对更多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医生的需求导致移民法进一步放宽，熟练的技术工人也可破例申请移民。结果引发了第二波中国移民潮——大多数是来自台湾或香港受过高等教育的“上流社会人士”。虽然第一波移民潮导致了美国白人对中国移民的“黄祸”恐惧，但第二波移民则在他们心目中树立了“少数模范”的形象，正如1966年《美国新闻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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