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报道》(U.S.News&World Report)宣称的那样:“他们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财富和尊重。”
1959年,在太平洋中部的一艘客轮上,李小龙成为第二波移民潮的一员。他接受过学校教育,生活富裕,已是美国公民,他的成功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无论李小龙的父母对他们的儿子多么失望,他们都还是竭尽全力为他这趟出行提供各种方便。1959年5月4日,当李小龙的轮船在日本大阪第一次停靠时,他在码头上第一眼就看到了等候在那里的哥哥李忠琛。那时,李忠琛正在东京读书。“他直接带我坐火车从大阪到东京去观光旅游。”李小龙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为东京比香港先进得多感到震惊,“东京非常漂亮,完全可以和一些西方国家相媲美。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汽车。这座城市充满了刺激。与之相比,香港太落后了。”[11]他对这里的第一印象是他终生赞赏日本人的开端。
5月17日,李小龙的轮船在檀香山停靠,迎接他的是两位粤剧演员,他们是他父亲的朋友。他们为李小龙引荐了一位富有的剧团赞助人唐先生。李小龙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和他一见如故,就好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他是学洪拳的,钟爱国术。他很羡慕我会咏春拳,包括我对拳术的认识,他希望我能在夏威夷多待一段时间,教他打拳,他可以帮我找一所学校任教。”为了给这位年轻人接风,唐先生邀请他们一起去檀香山最好的中餐馆用餐。李小龙惊讶道:“一碗鱼翅汤25美元!我想这次吃过之后,再也没有机会品尝下一道25美元的美食了。”[12]
喜欢交际的李小龙在轮船上结交了不少朋友。“有两位美国人和我住在一个船舱,两人都是学法律的,我们闲聊了一会儿。”李小龙在信中写道,“我还遇到了我校友的哥哥张先生,我们几乎形影不离。他是学蔡李佛拳的,对咏春拳很钦佩,也很感兴趣。”他甚至给船上的乐队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和他们交上了朋友,乐队成员邀请他去头等舱教恰恰舞。“我教了15分钟后,船上要进行一场紧急逃生演习。每个人都必须到下面的甲板上穿好救生衣。这太麻烦了——相当麻烦!”
尽管他性格外向,家人也尽了最大的努力给他各种关照,但这仍然是一次孤独的旅程,充满了强烈的焦虑和失落感。“挚爱敏儿,分别后,我很想你,”这位伤心的年轻人在给高中时期的心上人的信中写道,“我晚上睡不着,拿出你给我的所有照片,一遍遍地看。我爱你。”
1959年5月17日,在离开美国18年后,“威震三藩市”的李小龙回到了他的出生地。李小龙身穿深色西装,系着一条浅色领带,戴着墨镜出现在码头上,迎接他的是父亲的好友关景雄(Quan Ging Ho)。1940年,李海泉在旧金山演出时,关景雄曾就职于大舞台戏院(后改名为新声戏院)。按照原定计划,李小龙整个夏天都要和关先生待在一起,直到他秋天搬至西雅图去完成高中学业。
他们从码头走出来,直奔旧金山的唐人街。关先生当起了李小龙的当地导游,在一旁兴致勃勃地向李小龙介绍着唐人街的情况。这个霓虹闪耀、多姿多彩的华人社区南边紧邻金融区,东边是沿海湾的码头工人聚集地,北边是意大利社区,西边是金融精英阶层的诺布山(Nob Hill)。你可以想象李小龙在盯着眼前这个类似于香港缩影的社区时,一定会有些迷茫。这里有华人杂货铺、炒杂碎餐馆、花哨礼品店以及华丽的戏院——几乎与香港一模一样,但这一切又似乎有点儿不对劲。
李小龙随关先生来到了他位于昃臣街 654号的小公寓内,发现他的住处只有一张单人床,放置在主屋的角落里,用其他家具隔了起来。浴室和厨房在一条狭窄的走廊下方,与其他房间的居民共享。虽然他和其他13名家庭成员在香港的居住条件也很拥挤,但这个地方的封闭性让人感到压抑,很容易产生幽闭恐惧症。至少家里还有仆人。李小龙正经历着从第三世界的富人瞬间沦落到第一世界的穷人的冲击。
关先生为李小龙在公寓对面的锦豪酒家(音译,Kum Hom Restaurant)找了一份做服务员的工作。除演戏外,李小龙此前从未做过其他任何工作。事实很快证明,他不适合从事服务业,只坚持了一周,就不去了。以他的个性来说,更适合教学——可以尽情展示自己的魅力和才华。但旧金山湾区的华人社群想从这位刚刚下船的18岁帅哥身上学到的不是古老的功夫,而是最新潮的恰恰舞。
他的舞蹈课常在当时的国民党驻美总支部(KMT Building)、克莱蒙特酒店(Claremont Hotel)和利明顿酒店(Leamington Hotel),以及旧金山和奥克兰的许多协会大厅内进行。[13]“我们有30个人,小龙每人收费1美元,”他的舞蹈学生哈里特·李(Harriet Lee)回忆道:“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些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熟悉的恰恰舞步。每个人都很喜欢他。他经常讲一些有趣的笑话。他是一个很纯粹的表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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