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列）。如果没有他们的善良、慷慨和专业知识，这本书不可能完成，他们为我指明了方向。大卫·泰德曼提供了多幅照片。约翰·里特对手稿进行了核实，令我感激不尽。

安德鲁·摩根对嘉禾往事以及李小龙生命中最后的时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观点。他是一位非常风趣的记者，无论我的问题多么琐碎、无聊，他都能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约翰·柯克兰（John Corcoran）给我上了一堂非常棒的空手道寸止实战课。我对能够在玛丽安德尔湾（Marina del Rey）的丹·伊鲁山度学院内接受咏春拳的私教课感到兴奋。埃德·斯皮尔曼、霍华德·弗里德兰德和汤姆·库恩向我详细介绍了电视剧《功夫》的创作过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约翰·斯特恩博士（Dr. John Stern）和《李小龙之死：临床研究》（The Death of Bruce Lee: A Clinical Investigation）的作者邓肯·麦肯齐（Duncan McKenzie）为李小龙的死因分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医学专业知识。保罗·海勒毫不犹豫地把《龙争虎斗》的剧本原稿交给我抄录。乔· 托雷努埃瓦（Joe Torrenueva）为我理了一生中最好的发型，而且他向我收取的费用远比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要低得多。

约翰·里特所整理出版的李小龙藏书馆系列丛书对李小龙的研究学者和影迷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李小龙的私人信件和采访。对于他的工作，我深表感激。费艾斯·拉菲克（Fiaz Rafiq）的《李小龙对话录》（Bruce Lee Conversations）、保罗·柏克斯（Paul Bax）的《龙之门徒》（Disciples of the Dragon）、约瑟·弗拉瓜斯（Jose Fraguas）的《截拳道对话录》（Jeet Kune Do Conversations）都是对李小龙的家人、朋友和弟子的精彩访谈。似乎每位与李小龙有关系的人都出版了一本书来讲述他们之间的故事。其中最具价值的是杰西·格洛弗的《李小龙：咏春与截拳道之间》（Bruce Lee: Between Wing Chun and Jeet Kune Do）和水户上原的《李小龙：无与伦比的斗士》（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查尔斯·鲁索（Charles Russo）的《拂晨破晓》（Striking Distance）对李小龙在旧金山湾区的武术活动进行了详尽的记录。

我刚开始动笔写这本书时，对于传记的写法并没有太多的经验，《李小龙传奇》（The Legend of Bruce Lee）的作者亚历克斯·本·布洛克很好心地给了我一些建议。《史蒂夫·麦奎因：一位好莱坞偶像的生平与传奇》（Steve McQueen: The Life and Legend of a Hollywood Icon）的作者马歇尔·特里尔是我的指导老师，他帮我找出了几个我自己永远也想不到的采访话题。

我有幸在香港受到好友大卫·埃罗（David Erro）的热情款待。李志远带我步行参观了李小龙十几岁时经常打架的屋顶。龙比意很风趣，也很健谈，他对李小龙的点评比较独特。我的粤语翻译雪莉·赵（Shirley Zhao）现在是《南华早报》的一名记者，她的翻译对我帮助很大。张钦鹏很有道家高人的风范。泰德·托马斯差点让我被香港俱乐部拒之门外——我欠他几杯酒。香港李小龙会的会长黄耀强带我逐一走过李小龙在香港生活过的地方，他是一位伟大的导游。《南华早报》的薇薇安·周（Vivienne Chow）对香港电影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大块头迈克·利德（Mike Leeder）帮我联系了蔡和平（Robert Chua），他是《欢乐今宵》的前制作人，我对他有过几次很重要的采访。李秋源对家族历史很了解，她和弟弟李小龙一样，性格直爽。丁珮一直带我出去吃昂贵的午餐，而且从不让我付钱。我能见到邹文怀，实在是太棒了！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人们会称呼他为“笑面虎”了。洪中治介绍了一些圣芳济书院的老校友给我。喇沙书院的校史研究者黄嘉为（Mark Huang）不但为我安排采访李小龙的喇沙同学，甚至在我不得不离港后，还代我继续完成这些采访。

在完成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当时采访过的几个人先后去世了。安德鲁·摩根喜欢开玩笑，他说：“你写得那么慢，等你完成时，我们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很高兴能够与凡·威廉姆斯交谈（1934—2016），他对《塑造加藤》那一章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我非常想念弗雷德·温特劳布（1928—2017）。每当那些好莱坞人士婉言谢绝我的采访时，弗雷德·温特劳布会直接打电话给那个人，大声喊道：“去跟那个孩子聊聊。”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造访曼哈顿，带我出去吃午饭，“孩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