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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说回来，1915年在武昌这样的大城市，曹诚克仍然只让妹妹在家中念书，没有把她送进新学堂，由此可见民国初年的社会风气还是非常保守的；“兴女学”的口号尽管喊了十多年，成效依然有限。
从结婚到离婚
中国新女性运动的第一波是“反缠足”和“兴女学”，但到了民国初年，依然成效不大，那么新女性运动的第二波——婚姻自由——对年轻的曹珮声来说就更是遥不可及了。她只有十六岁，就嫁到离本乡不远的胡家，丈夫名叫胡冠英，年龄和她相近，家境富裕。这段婚姻自然是双方家长安排的，据说还是最传统的指腹为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民国初年的正常社会规范。
二人婚后，胡冠英继续在徽州府中学念书，而曹珮声则辍学了。这是当时中国中上家庭的女孩面对的同一命运：婚后侍奉公婆，生儿育女，一辈子就这样过了。虽然曹珮声和丈夫感情不怎么样，但据她自幼认识的朋友说，她起初也没有对婚姻作出太大的反抗，可能还抱有一点“夫妻之义”的想法。毕竟这时五四运动仍未诞生，恋爱和婚姻自由等口号也还在未来。倒是她在美国留学的哥哥曹诚克知道妹妹十六岁就出嫁，写信回家向母亲抗议，说这是把妹妹害了。曹诚克认为珮声聪明好学，不应该因为这段婚姻而埋没才华。他表明愿意提供经济支持，又委托在杭州工作的好友代为关照，让妹妹到那里继续念书。
经济问题是当时女性走上新道路的最大障碍，因此鲁迅才会提出：“娜拉走后怎样？”曹珮声有幸得到哥哥资助，终于在1920年她十八岁时进入杭州女子师范学校，首先念预备班，接下来是四年师范教育。
以传统的眼光来看，这实在是一个罕有而又奇怪的安排。胡冠英的父母是保守的人，怎么会容许儿媳妇离家外出，进入新学堂念书呢？不但如此，胡冠英也步妻子后尘，在1921年离家到杭州，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成为新学堂学生。浙江一师是当时华东有名的新派学校，胡冠英决定到那里求学，显示他并非保守不求上进的人，而他和曹珮声同时在杭州念书，不是可以摆脱父母的压力，有助于培养夫妻感情吗？
可惜事实往往不那么单纯。从胡家二老的角度看，媳妇和儿子相继离家，又是怎么一种境况呢？曹珮声嫁入胡家两三年，既没有生下一男半女，也算不上是个恭顺的媳妇。她忽然决定离家入学，不久后还把丈夫也带了出去，两个老人留在家中，没有人晨昏定省，心中又岂会不怨不怒呢？无奈媳妇当初是自己挑的，只有抱怨自己看走了眼，问题是如何处理儿媳离家造成的真空。老人家当然只会往传统方向去想：媳妇既然没有生育，又不愿意在家侍奉公婆，最好的对付方法，就是另外找一个人代替她做她不愿意做的事，于是胡家两老决定为胡冠英立妾，以防“无后为大”。
老一代决定要行老规矩，我们可以理解，但年轻一代是否必定要遵从呢？造成曹珮声婚姻破裂的直接原因，是胡冠英接受了父母的安排，接受立妾。对曹珮声来说，这不只是个人感情受到伤害，同时也揭开了胡冠英的内心文化取向。在这个新文化和旧传统作出极端强烈斗争的年代，投身新文化圈子的年轻人最看不起的，大概就是让旧传统渗透到骨子里去的同辈人。胡冠英接受父母安排立妾，等于自绝于新文化圈子，所以曹珮声觉得无法和他共处，不但是感情问题，同时也是原则问题。
有人推测曹珮声执意离婚，是因为胡适的介入。这种看法不但把她看扁了，在时间上也不符合——据她的好友回忆，曹珮声离婚是在1922年（另一说是1923年春），亦即与胡适恋爱以前半年。因为离婚，夫家到处诋毁她声誉，以流言中伤，胡适在西湖的作品里也间接提到。
其实当时的情况很明显：以她强硬的性格，会容忍一夫二妻的安排吗？曹珮声身在杭州求学，对于处理难以容忍的婚姻状况很有帮助，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不回夫家。基本上这就是五四男青年宣扬的“逃婚”，不过由女性主动就不那么普遍了。正因如此，她的夫家说了不少她的坏话，但对她来说，重要的是终于能解除婚姻关系了。
离开夫家到杭州念书，可以说是曹珮声蜕变为新女性的最重要一步。除了婚姻关系的改变之外，我们记得曹珮声从小被迫缠足，她是什么时候放开小脚的呢？在结婚之前的可能性不高，因为如果她这样做，母亲和婆家都不会放过她，她胆子再大，也很难以弱龄走出这一步。她放脚大概是婚后的事，而她婚后首次得到自由，就是外出在杭州念书的时候。处身新学堂，当然是放小脚最理想的地方。
西子湖畔的恋曲
虽然胡适称曹珮声为表妹，实际上他们是姻亲，珮声是胡适嫂嫂的表妹，两人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胡适和江冬秀的婚礼期间。他取笑自己是个“念（二十）七岁老新郎”，而胡家选中的女傧相之一是曹珮声，当时她只有十五岁。
曹珮声和胡适从小表妹和老表哥发展为恋人，是在1923年。在这以前，杭州女师的安徽籍学生决定出版《安徽旅杭学会报》，曹珮声写信请自己敬重的表哥兼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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