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只看官方发布的历史文件，会以为1902年是中国女性脱离苦海、走进新时代的重要一年，是中国女性运动的分水岭。就在这一年，清朝政府以皇太后慈禧和皇上光绪的名义下旨，劝喻全国取缔女子缠足的恶习，后来又颁下在各省开办女子学校的规章。这就是说，清政府明文规定反对缠足和促进女子教育，把这样的社会改革列为官方认可和鼓励的活动。
然而，政府条文是一回事，社会运作方式又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间存在的鸿沟，我们正可以从反缠足和兴女学这两件事上看清楚。对出生于20世纪初的女性来说，保留天足和进新学堂受教育都是重大的个人斗争，而斗争的结果到底是胜是败，很多时候不取决于个人毅力，而是要看她们的家庭背景：家里有兄长或长辈倾向维新观念的女孩，在这项斗争中占了天然优势。但即使她们中的佼佼者，还要面对更大的挑战——新文化运动呼吁的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将会卷起巨浪，向她们打来。
社会变革是个缓慢而又迂回的过程，不是童话故事，因此年轻、勇敢、爱憎分明的女郎尽管倾尽全力，却不一定能得到自己最渴求的东西；曹珮声的人生就是个例子。她活在新和旧的夹缝之间，尽了最大努力，冲破盲婚哑嫁的命运，蜕变为一个受高等教育、有个人事业的新女性，可是她流传下来的故事，却是一段无望的苦恋。
多少五四时期的青年女子有过同样的经历呢？真是不可胜数，但她们的故事早已随着岁月流逝了。我们现在还知道关于曹珮声的一切，是因为和她谈恋爱的不是别人，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开路人之一——胡适。
新女性的旧道路
曹珮声原名曹诚英，小名行娟（所以胡适称她为娟），珮声是她的字，也就是朋辈之间用的称呼，至于诚英一名，一般只有长辈才用。她正好出生于1902年，也就是清政府下旨宣告反缠足那一年。
假如我们光看曹珮声的学历和事业简表，会相信她是个彻头彻尾的新女性，清末政府新政策的受益人：她小时候受私塾教育，十八岁入新式学堂读书，二十三岁到南京念大学，毕业后留在学校当助教，三十二岁到美国留学，学成回国，先后在安徽大学、四川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是中国第一个当农科教授的女性，端的是新女性典范。
但作为一个在清末出生的女性，她的人生际遇又岂会如此简单呢？
按照清政府1902年及之后颁布的条文，曹珮声应该在反缠足、兴女学的风气下成长，不必经历身心的痛苦斗争。但事实上她和大多数同龄女子一样，走的人生路非常曲折。她生于安徽省绩溪旺川，家中有田地房产，同时经营茶叶生意，堪称富裕。但她在襁褓之间丧父，母亲带着传统观念，重男轻女，再加上迷信，认为她命带刑克，导致父亲早丧，所以对她不爱反恨。她出生不久，被送到一个农妇家中寄养，到五岁时才被接回自己的家。
虽说朝廷1902年下令禁止缠足，但实际上效果极小，很多人认为满洲妇女本来就不缠足，而缠足是汉人的传统，因此风尚一直到民国初年仍然大盛，曹珮声也不能幸免，按照当时的乡村惯例，在五六岁开始受缠足之苦，最晚也不过迟到七八岁。20世纪初的中国人仍然深信，大脚女人是找不到好婆家的，而女子一生的目标就是结婚，这一点在当时绝对没有人置疑。曹珮声从小被迫缠足，以当时的眼光看，是天经地义的事。
曹珮声在家中缺乏母爱，虽然主要原因是她母亲迷信和重男轻女，但珮声本人的脾气也是导致母女关系不和的一个因素。她是个性格极强的人，从小就不肯妥协，而传统中国社会要求女子温柔婉顺，像她那样倔强的女孩自然不能讨人欢心。曹珮声也是个很有主见的人，小时候和别的孩子一起玩耍，出主意的就总是她。脾气硬、主见强，又怎么可能让本来对她有成见的母亲回心转意呢？
相对于同龄的女子，曹珮声早年的际遇也有胜人一筹的地方。她生于殷实之家，家乡有文化教育传统，因此她从小就进入村中的私塾念书，虽然她抱怨念的都是封建时代的书本，像《孝经》和《幼学琼林》之类，但起码她有持续上学的机会，一读就是十多年，比一般同辈女子幸运多了。古老的教学方式虽然未能满足她的理想，但传统教育让她学会了写诗填词，她在这方面的才气，最终成了她一生的感情寄托。
说到亲情，曹珮声虽然与家中长辈相处不来，但和哥哥的感情却很好。五四时期，很多女性能够逃离封建家庭安排的命运，为自己找寻新路向，完全因为家中有个支持自己的哥哥。例如张幼仪得免缠足之苦，许广平可以成功解除封建婚约，都得力于她们的兄长挺身而出，据理力争。曹珮声也是个典型的例子。
1915年她离开家乡，跟随已婚的哥哥诚克一家到武昌，由家庭教师授课，虽说读的仍然是经史子集，但学习范围比在私塾广多了，不再限于传统的女子教材。这个时期的曹珮声对《史记》等书里面描写的侠义人物流露出偏爱，正好说明她的性格倾向：她为人豪爽，不拘小节，也颇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执着。这样的性格，谱成了她往后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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