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掉进罅缝的陆小曼

评：

很多女子把学校文凭等同于钻石，她们受教育只是为了增高自己的地位，谋取更好的婚姻机会，又或是教友朋称羡。

陆小曼到底是哪一类型的“新女性”，我们看看她的生活方式和个人喜好，就可以得到答案。

她还在圣心书院念书的时候，因着父亲的关系网，经学校推荐，曾为当时北京政府外交部的顾维钧做兼职助理，性质大概像现在的实习，主要当口语翻译，这显示她的外语能力很不坏。可惜她此时没有真正投入社会工作，却在社交圈子活跃起来。十七岁那年，她经父母介绍，认识了美国西点军校的优才毕业生王赓，他是艾森豪威尔的同班同学，曾以武官兼翻译的身份随中国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王赓当时被视为北洋政府军政界的青年才俊。陆小曼的父亲留日回国后，任职民国政府二十余年，也是国民党党员。在时人眼中，这两个年轻人的背景、才貌非常匹配。他们在1921年10月结婚，盛况轰动一时。

陆小曼婚后过着典型的官太太生活，丈夫上班，她闲在家中，家务自然有用人负责。她日常的娱乐是购物、票戏、打牌、跳舞。这对我们是很好的启示：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不一定等同于有社会抱负，也不等同于反对传统女性以家庭为中心的定位。

尽管妇女运动积极分子看不起沉醉于闲适生活的“新女性”，但我们还是得面对事实：这类“新女性”在当时的中国很普遍，尤其以上海为甚。事实上，国民党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还不时鼓吹妇女珍惜贤妻良母的身份。这样的“新女性”不管在婚前还是婚后，扮演的都是上流社会小姐、太太的角色，由富裕的家庭支持她们的高级品位，同类的例子今时今日在世界各地也不罕见。用当代的香港术语来说，陆小曼大概是“波(ball)场名女人”。

平心而论，陆小曼从女学生摇身变为官太太时，还未满十八岁，她能参照的女性典型是谁呢？还不是她身边经常接触的女性，例如她母亲交游的圈子？从这个角度看，她并没有辜负父母和亲朋对她的期望——正相反，作为王赓夫人，初进高级社交圈子，她让父母引以为荣。当然，我们可以指出，张幼仪十二岁为自己找学校，林徽音十六岁就选定了未来的理想专业；但人之不同，各如其面，陆小曼跟她们是不一样的人。在她自己的社交与文化网络中，她有恰当的、让人称羡的位置。

20世纪上半叶标新崇洋，文化界不少男士都被像陆小曼这样的社交圈活跃分子吸引。在他们看来，西式社交场合男女混杂、自由交往是个新现象，是非常“摩登”和“洋化”的表现，代表着“进步”，而能在这种场合出风头的，自然是“新女性”中的佼佼者了。

有趣的是，这类场合让人联想到中国传统文人的习惯：他们的诗酒之会往往有名妓穿插其间，而名妓们不但长得漂亮，也颇以才艺见称。她们有的弹琴奏乐，有的轻歌曼舞，有的妙语解颐，有的和宾客酬唱，吸引传统文人学士为她们赋诗填词，百般颂赞，后代传为美谈。

这样的文人诗酒之会，也不是光在古代。在新文化时期的中国社会，旧传统与新习惯并行了二十多年，虽然互存敌意，但也不能抹杀对方的存在，老派“才子佳人”的聚会并不罕见。以此为参照背景，像陆小曼那样的“新女性”——长得漂亮，衣着入时，善于唱歌跳舞，在社交场合和名人雅士周旋——除了她们家里有钱、念过洋书以外，她起的实际作用和传统名妓有什么本质上的分别呢？

很可惜，这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对当时上流社会的新派文化人并没有吸引力。他们太热爱“新女性”那副招牌了，也太介意新文化和旧文化之间的鸿沟了，以致没有谁愿意探讨当时男女社交的深层结构。正因如此，徐志摩虽然是个新派文化人，但他遇上了风头正盛的陆小曼，也就没想过她是哪一类“新女性”。

其实，二人在热恋时，陆小曼就曾对徐志摩这样描写自己：

在城里每天沉醉在游戏场中，戏院里，同跳舞场里，倒还能暂时忘记自己，随着歌声舞影去附和；这次在清静的山中……反激起我心头的悲恨。

陆小曼要表达的是她对恋人的思念，但却不经意描绘出像她这样的大都会摩登女性平常的日程。在这本书中写到的与她同辈的女子之中，没有另一个人会选择如此过日子，因为她们是另一种“新女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大家现在看到陆小曼在北京再婚的照片，她身穿白婚纱，行的是“文明礼”；但她婚后与徐志摩回乡，却要求徐家派出六人抬的大红花轿去迎接她进家门。如此一来，懂得老规矩的人自然要怪她失礼（毕竟她和徐志摩都是再婚），讲究新典范的一代又要瞧不起这种封建派头。也许这最能显示像陆小曼那种背景的女性，往往陷进尴尬的文化处境而不自知，因而也不能自拔。

陆 徐之恋

陆小曼和徐志摩两人相遇，其实也是当年上流社会的写照：陆小曼过惯了“舞池歌榭”的生活，而丈夫王赓的性格和她背道而驰，热衷工作，也常常需要到外地公干，后来更被派往东三省任职；陆小曼不愿放弃北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