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传统与女性
在英国出版界，传记是一大柱石。那是因为英国人运气好，17世纪出了个鲍斯威尔(Boswell)，首创“形影不离”的贴身观察法，记录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一言一行，为英语传记创出了一条以可信和可靠作为骨干的道路。[6]到了20世纪初又有里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另辟蹊径[7]，背“长篇大论”之路而行，专攻传记主人公神绪所在，以素描手法闲闲几笔就描出了痛痒之处，笔下讽刺的不单是人物，而是整个时代。于是“名人传记”的焦点从“名”转到“人”，从描述事件和社会地位到探讨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传记不再只是读者向名人学习的数据库，同时也是一面镜子，让他们看到传记人物不那么漂亮的一面。此路一开，捧场式传记就站不住了，而传记的题材也豁然开朗。英语传记的主角不都是什么遐迩闻名的大人物，乡村牧师和家庭教师一样有人问津。虽然名人传记容易写，也最易推销，但那不再是唯一的考虑。
相对来说，中国传记传统虽然很长，《史记》以来就有列传，但说到内容和方向，似乎就一直没有走出那小框框。鲁迅的《阿Q正传》虽然不是传记，但他开宗明义所说的话，实在可以作为中国传记传统的按语：
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
表面上看，《阿Q正传》只是小说，鲁迅的开场白一扯就扯向传记传统，除了是小说家以实弄虚的手法外，也不能不让人怀疑有指桑骂槐的味道。不过这也正是鲁迅先生的特长：一针刺出血来，不管是槐是桑，反正教人眼前一亮。
中国传记传统的一大宗是墓志铭。有财有势的人，即使自己没有文名，也可以用财或势（再加上点人情）请个当代著名文人来执笔，为去世的先人记下一生事迹，男的丰功伟绩，女的贤良淑德，反正必定坚守只说好话、不说坏话的信条。要改变这个传统，先决条件除了要有愿意独立思考的作者之外，更重要的是社会上要有可以和权、势、财抗衡的力量——一是有明辨力的出版社和读者，二是有发表异于主流意见的空间。
假如传记以美化形象为首要任务，自然很难抱着事事求真的精神，除了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那样“节省真相”之外，传记作者还有几种招数，让他们既可充分发挥想象力，又可发挥主人公的魅力。这些招数分别是：一、穿越时空，亦即把事情发生的地点和先后次序调整调度，以配合作者要营造的形象和气氛。二、移形换影，亦即把发生在某甲身上的事转移到某乙身上去。三、投影和折射，指作者笔下反映的并非传记主人公的时代背景，而是把作者当代——甚至是本人——的经历和关注投影到作品中，作为事实那样描写。
中国传记传统既然以权力和文化中心为主线，亦即是以男性为主线，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有财或有势的女性——像秦代的怀清、汉代的吕后、唐代的武则天、清代的慈禧，能留下雪泥鸿爪的，也总是“贤妻良母”，也就是某人的女儿、某人的妻子、某人的母亲；再不然，就是因男女关系而为人所知的“名女人”。这个传统发展到今日依然大盛（司马迁把吕后与帝王并列于本纪，是极罕有的实事求是作风）。女子在男主人公身边起的是陪衬作用，因此她们的故事更要配合作者美化主线的目标，也就免不了经过上面所说的改造手法。
一般读者对传记不会抱什么疑心，总认为它是历史的伙伴，作者以史家的态度追寻材料，再把材料与大时代背景交织起来，呈现传记主人公的一生。谁知不少传记暗地里和小说私相授受，作者既可以天马行空，无中生有，亦可以纵情想象，把笔下人物当作自我感情寄托的工具。
这样的传记并不限于某国某地，英语传记也有天马行空的例子。胡适就曾经气不过来，在美国报上发表书评，指责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的《毛泽东传》“无稽”“荒唐”“胡扯”，是“捏造历史”。
也许我们会问：作者假如爱编故事，为什么不干脆去写小说，而要写传记呢？这个问题看似难解，其实鲁迅早已一语道破——“人以文传，文以人传”嘛！既然要书写的主人公已经是名人，而作者的文字还未能算是名文，究竟“谁靠谁传”，虽然鲁迅说“不甚了然”，实在他是太客气了。
小说家笔下虚构的人物如果写得精神焕发，举手、投足、瞪眼之间让你像照镜子般觉得可惊、可怕或可爱，这个人物就从虚入实，成为文化传统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最好的例子莫如鲁迅的阿Q。反过来说，传记作者虽然拿出真名实姓的人物，但如果笔下除了幻想就是假想，那么作品必然有虚无实，他也不过是戴着面具的小说家而已。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探讨能否以公允的态度重估五四时代的女性，能否从她们的角度平实地看她们面对的世界。书中主角都和五四时期的文化名人有婚姻或恋爱关系，那么我自己是否也在玩“文以人传”的游戏呢？希望不是。选择这些主角，原因是她们的生平有可信的材料作为依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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