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沙士顿张幼仪

后，前往汉堡进修。对当时的中国女子来说，能在欧洲留学是万中无一的机会，但张幼仪能在短短几个月内掌握足够的德语攻读幼儿师范，可见其天生聪敏。

对张幼仪来说，德国的日子也带有很重的哀音：她的幼子病了近两年，在1925年夭折，只有三岁。此时徐志摩受父命要与陆小曼进入“冷静期”，再访欧洲；张幼仪经历丧子之痛，正需要离开伤心地，于是二人同游意大利。后来有人拿此事说明张、徐二人离婚后感情更好，看法未免浮于表面。在当时的欧洲，体面的年轻女性不可能单独旅行，张幼仪与徐志摩同行是有实际需要，他们的旅伴还有两位英国女士，大多数时间是三位女士在一起，徐志摩独自行动。至于徐志摩奉命出国，徐家二老除了希望借此打断他和陆小曼的关系外，也极可能是刻意让他与前妻会面。不过，假如他们盼望看到破镜重圆，结果就失望了。

旅行后，张幼仪回到德国，迁居汉堡，为的是继续学业。但失去幼子，让她更思念一直留在硖石徐家的长子。加上当时德国政治动荡，经济破产，通胀飞升，社会极为混乱，这样的客观环境相信也是促使她决定离开的原因。几个月后，她在八弟张禹九陪同下，启程回国。

居留德国的几年，对她回中国后的道路有决定性影响。在当时的中国，任何年轻女子曾在外国居住和念书，就会自动被视为“新女性”。她起初带着长子在北京居住，不久因为母亲重病，迁居上海以便照顾。就在这个推动新观念的城市，她的新女性地位开始扎根：虽然她在德国只念了三年书，但她到上海后，不久就受聘在东吴大学教德语。由此可见，在机遇甚少的地方，一点点机会就足以为人提供起飞的第一步。

张幼仪任职东吴大学不过一个学期，就摇身一变成为银行家，其枢纽也是家庭关系。她的四哥张嘉璈当时是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因此1928年上海女子银行面对经济危机，就决定邀请她出掌业务，为的是她有拯救银行的关系网。除了银行的工作外，她后来又成为时髦的云裳服装公司的经理（股东包括她的弟弟和徐志摩），一身数职，胜任愉快。

1921年在沙士顿遭受丈夫抛弃的“土包子”，凭着坚强的性格和信念，回到中国后摇身一变，成为典型的新女性——留学欧洲，经济独立，有事业基础和社会地位，衣着高雅，而且还是个知名的离婚女子。

张幼仪的个案充分显示，传统女子要成为“新女性”，必须具备以下各种条件：年轻，有适当的家庭关系、充分的经济资源和良好的教育机会，否则她的蜕变绝不会如此成功，又如此迅速。

连徐志摩在内，有不少人引用张幼仪自己的话，说明她如何脱胎换骨：“在去德国之前，我什么都怕，在到德国之后，我无所畏惧。”这是否是全面的事实呢？我们回看她十二岁时为了念书自己找学校，再说服父母和姐姐，就知道她天生聪明能干，不是真的什么都怕。但无可讳言，德国的经历——包括面对幼子长年生病的哀痛——彰显了她天生的坚毅，也激发了她天赋的才能，是她在中国发展的基石。

不过，如果我们以为张幼仪的蜕变证明20世纪初受传统教育长大的人，可以完全摆脱旧思想和老模式，我们就错了。张幼仪本人回顾自己一生，引用的就是传统价值观。此外，在六年婚姻生活中徐志摩对她的态度也造成深重的心理打击，让她即使事业有成以后，对于自己少受新式教育这一点，还是感到自卑，无法释怀。

她的故事再一次告诉我们，所谓的“新”和“旧”不是绝对的。

中年到晚年

徐志摩死后，张幼仪继续在商界发展，经济上很丰裕；徐父去世后，她也代儿子管理徐家的遗产。到了儿子该成家的年龄，她按照当时惯常的做法，在麻将友人圈中为他物色对象——五四一代的自由恋爱之火虽然没有熄灭，但也不再那么轰轰烈烈了。

1947年底张幼仪全家因事到北京，当时林徽音重病住院，刚动了割肾大手术，托友人找到张幼仪，说希望可以见一面。张、林两人的名字因为徐志摩而扯在一起大半辈子，但二人从未碰面，以林徽音当时的病情来说，这很可能是她的最后请求了。

张幼仪领着儿子和孙儿、孙女到医院看林徽音。据她回忆，当时林徽音的身体极弱，大家没有说话，但林徽音很仔细地看着她。

“她到底想看什么呢？也许是看我人长得丑又不会笑。”——这是张幼仪的话，话的背后藏着几十年的苦涩。徐志摩当年为了这位新女性而抛弃她，不管她后来如何成功，心里的伤痕始终没有平复。

反过来说，张幼仪领着儿孙到医院，潜意识里又是否有点示威的味道呢？是否以此表态：我丈夫虽然为了你强迫我离婚，但我的婚姻在儿孙身上得到了延续？

至于林徽音为什么想见张幼仪，是否像张幼仪说的，是想见徐志摩的后人呢？按张幼仪本人回忆的细节，似乎不是，因为林徽音请求见的是她，不是她的儿孙，林徽音在病床上仔细看着的也是她。

要是把徐志摩的行为归罪于林徽音，简直等于古代说“昏君无罪，罪在女人祸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