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稽得很。可是林徽音面对死亡而求见张幼仪,可见她对张幼仪被弃之事一直耿耿于怀,是否有“我虽不杀伯仁”的感受呢?可惜张幼仪带着全家来探病,假如林徽音有话想说,当着孩子们的面,也就不好说了。
国共内战末期,上海解放以前,张家的人纷纷离开,张幼仪也不例外。她定居香港,1953年与邻居苏纪之医生结婚。当时她的儿子一家已经移居美国,她征求儿子的意见:“母拟出嫁,儿意云何?”既有夫死从子的意味,也有落落大方的气度,在旧传统和新规范之间达到平衡。
对她的第二次婚姻我们知道的不太多。苏医生也是离了婚的人,带着四名子女。他早年在日本留学,要在香港执业的话,得先通过当地的考试,难度很高。张幼仪回忆说,他在这上头下过苦功夫,后来在香港岛跟九龙都有诊所;据宋淇夫妇所知,他是当时的妇科名医。张幼仪简短的叙述说明两点:第一,她佩服丈夫择善而行的意志力;第二,她说两人在生活上有共同话题。相对于徐志摩,苏纪之该是个好丈夫。
1967年,张幼仪与苏纪之重游欧洲,除了柏林、伦敦、剑桥等地外,两人特别到沙士顿一行。对她来说,这个地方除了见证她年轻时一段困苦的生活外,应该还有更深的意义。
1972年,苏纪之在香港因肠癌病逝,张幼仪决定移居纽约,靠近自己的家人。她在1989年于公寓中去世。
她死前强调一生尽了应尽的责任,照顾徐家老少。从她的回忆中,我们看出她对徐志摩一方面还很生气,另一方面又还有情谊。但这种情不是五四浪漫诗人心目中的“爱”,反而更接近千百年来儒家传统中“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与朋友交在乎诚信的守则。
平实的地方与平实的人
徐志摩像剑桥的一道魔咒,只要你是华人,来到剑桥就自然想起他;即使你不去想他,也一定有人要在你面前提起。至于沙士顿,大家都把它看作剑桥一个廉价的宿舍区,既不惹人遐思,也不会引起联想,因为那实在是一个没有特色,也不美丽的地方。
但往深一层想,如果没有像沙士顿这样的乡村和小镇,剑桥的人口和经济重量又何以承担呢?研究文学的人刻意或者下意识标榜浪漫和美,所以标榜徐志摩,也标榜剑桥,而平实的地方,和平实地过日子的人一样,很难引起他们的热情。沙士顿是个让人过平稳日子的地方,张幼仪的聪明和意志也都在实务上表现出来,所以两者都得不到浪漫文人的欢心。
那么张幼仪自己对沙士顿又有什么感觉呢?这是她一生活得最困苦彷徨的时期,短短几个月把她的生命完全改写了。人的一生总会出现关键时刻,而此时的抉择将影响以后所走的路。我们凭什么做出抉择呢?不外是性格、气质、教养、意志和原则。平实的张幼仪在平实的沙士顿迈出她蜕变的第一步,其实很相称。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爱把自己的私事扯到舞台上、照明灯下的。张幼仪在德国的几年每天写日记,但1927年徐志摩和陆小曼公开发表了日记,她就决定把自己的日记毁掉,以防误落别人手里,被拿去发表。
无稽的流言
20世纪末,《万象》杂志(1999年7月)重刊一个叫陈巨来的人所写的历史人物片段回忆(陈巨来:《陆小曼·徐志摩·翁瑞午》),其中不少关于徐志摩、张幼仪、陆小曼、翁瑞午、胡适、林徽音、梁思成等人的所谓逸事,包括说徐志摩之父犯媳,导致徐志摩要求离婚;也说胡适看上了陆小曼,因此故意煽动徐志摩再次追求林徽音,好让他有机会向陆小曼下手。
陈氏自称是陆小曼的好友,所写的“逸事”是陆小曼和他一起躺在鸦片烟榻上向他陈述云云。但细看陈氏的叙述,连基本的事发时间和地点都完全不符合事实。比如他说陆小曼先跟王赓离婚,然后才认识徐志摩;又说当时徐志摩和张幼仪刚在中国离了婚;又说徐志摩和胡适在美国是要好的同学;更说徐志摩与林徽音不但在美国是同学,而且“在美时早愿结为夫妇”。凡此种种,读者只需参照本书附录的“大事年表”,就可以看出全属无稽之谈。陈氏所写只属流言,他的目的似乎是要为陆小曼开脱。
至于说徐父犯媳,陈氏的凭据是张幼仪当了上海女子银行副理,所以肯定是拿了徐家的钱开银行;至于张家四哥在当时中国银行界的地位则只字不提。事实上,徐父因为投资失败,经济能力已不如前。陈氏又提到徐父后来把徐家产业交由张幼仪管理,肯定是因为两人曾有不正常关系云云。
按陈巨来生于1905年,论他的年龄、背景,不可能托词说不明白中国人对长子嫡孙如何看重。张幼仪离婚后专心培育徐家唯一的第三代,又显出极高的商业才能;徐志摩空难去世时,徐家仅存的后人徐积锴只有十三岁,徐志摩的父亲要是不把财产交托给嫡孙的亲母张幼仪,难道要交托给已经和翁瑞午同居的陆小曼吗?
可惜的是,后来还有人拿着这样的流言继续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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