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跳出框框的江冬秀

对研究新文学的人来说，江冬秀的名字可能不算陌生，但也算不上熟悉。不管谁提起她，总是作为胡适人生的一个附注。为了强调这对夫妇背景如何不同，有些作者把江冬秀形容为村姑、文盲、小脚夫人，似乎她是“封建版灰姑娘”，摇身一变，成了“时髦的洋博士太太”——从一个框框跳进另一个框框。事实是否这样呢？

江冬秀生于清末的中国乡村，死于20世纪后期已向国际都市迈进的台北市，她一生居住过的地方包括北京、上海和纽约，这样的人生自然是多变的，更何况她生逢战乱，又值社会文化经历剧变的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她的蜕变可不是童话“灰姑娘”式的，她的性格与周遭环境如何磨合，是个值得琢磨的故事。

“高攀”的婚姻

生于1890年的江冬秀进入中国文化史的视野，只因为一件寻常事：清末，1904年，她十四岁时，母亲为她定了亲。江母吕贤英看中的是胡家幼子——江母和胡母冯顺弟的娘家有点亲戚关系，探亲时遇上胡母带着儿子归宁，有几天大家同屋而居。那男孩胡嗣穈比江冬秀小一岁，眉清目秀，聪明得体，江母看着甚为中意，就托女儿的私塾老师做媒。

远房亲戚经由父母之命定亲，在当时比比皆是，如果硬要找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只能说是媒人的身份——他是女方的老师，也就是说，江冬秀不是什么“文盲”。

按当时的社会规范而论，江家是安徽省旌德县江村的望族，祖上出过探花和翰林，胡家只出过地方官吏，自然远远不如。虽然两个孩子都在幼年丧父，但江家底子厚，依然殷实，胡家却已经破落，因此江母的选择说明她轻名利、重才华，时人看这段亲事，谁都会认为“高攀”的是胡家。另一方面，胡母冯顺弟只有一个儿子，对“高攀”很有点戒心，又怕媳妇比儿子年龄大，会相冲，于是算命、排八字、求神，无所不至，江冬秀过了三关才被胡母认许。

江家位于乡下，又是传统的书香门第，家中女孩自然从小缠足，冬秀也不例外。事实上，在她的家乡，比她年轻十多岁的女孩依然被逼缠足。乡村望族的闺女在家不必做粗活，但烹饪和针线功夫得认真学，不然婚后娘家要丢脸；至于学问，固然有不少才女出自江南世家，但江家不在此列——闺女读几年书，会认字就够了。

两人定亲后，江冬秀和未婚夫的人生道路开始出现分歧了。胡嗣穈到上海进入新式学堂，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以“适之”为表字。他虽然有一段日子生活放荡，但天生聪敏，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奖学金，定名为胡适，同年8月赴美，行程紧迫，甚至未能回家拜别母亲。

胡适赴美之时，江冬秀已经二十岁，按当时的习俗，是个老姑娘了。但未婚夫成了留学生，她只有在家守候，到底要等多少年，是个未知数。要知道胡适的消息，只有通过他寄给母亲的家书。

打破传统

在胡适留美期间，胡母在家孤身一人，江冬秀常往探望，每在胡家小住，大小家务都得动手——打扫台阶这类杂务，江家有用人操持，胡家可不一样。她没想到的是，自己会因此迈出打破传统的第一步。

胡适接触西方风气的初年，慎守男女之大防，鲜与年轻女子往来。他知道江冬秀“时来吾家，为吾母分担家事”，心生感激，1911年5月直接写信向冬秀道谢，并鼓励她抽空读书，也可请教胡家侄辈，接着又通过母亲要求冬秀直接和他通信。这是反传统的要求，但对江冬秀来说，未婚夫的信无疑是颗定心丸。经过他再三向胡母强调“新礼俗”不必避嫌，她终于在1913年给胡适写了第一封信，虽然是托人代拟，但向未婚夫细说家常，是她人生的创举。接下来两人互相寄了照片，她在信中说：“有影片以当晤对，心心相印，乐也何如。”在民国初年的保守乡村，这样的情书可不多见。

除了通信，胡适也通过母亲鼓励冬秀放脚。相对于比她大十二岁、生于县城绍兴的朱安，江冬秀的运气好多了。她在私塾读过书，又能放脚，除了因为家庭比较开明，最重要的还是时代的影响：踏入20世纪，清政府连番立例，下令禁缠足，兴女学，为她未婚夫的要求提供了来自朝廷的理据。再者，江家对胡适的要求也不敢掉以轻心，怕的是冬秀年龄日大，双方重洋相隔，男的受了西洋社会熏陶，会因女方追不上时代而悔婚。当然，二十岁过后才放脚，折断的骨头不可能复原，脚型难以改变，只能长得肥大一点。但放脚的意义大于一切，是脱旧迎新的象征。

胡适居美的后期，不再受男女之严束缚，和年龄相近的女性往来，终于与韦莲司(Edith Cliford Williams)坠入爱河，在给母亲的信中也提起她。当时关于胡适要悔婚另娶的谣言不少，传到乡间，自然让胡母和江家忧心。1915年下半年，胡母终于托人转向韦莲司表明，说胡适的婚约绝不能解除，同时也向儿子追问为何久不思归。胡适回信强调“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还请母亲把信给江家看，才算平息了风波。可是胡适依然在美，江家不能全无忧虑。1916年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