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并不限于曹珮声。胡适在美国念书时结识的韦莲司与他的感情关系更长远，但江冬秀对韦莲司并不妒恨。对比之下，江冬秀对曹珮声的恨意可以说明一点：她认为韦莲司没有威胁她的婚姻，是个守礼之人，所以她能接受胡适有个学问识见高于自己的远方红颜知己；但曹珮声这个“小女孩”“自家人”却真正动摇了她的婚姻，因此江冬秀的恨既因为曹珮声是情敌，更因为她觉得受了自家人欺骗——她的安全感受到多重打击，又是个直性子，遇到机会就先吐为快。正因为不善于盘算，她才错下了这一子。
1942年胡适卸任大使，但没有马上离开美国，而是留在纽约做学术研究，1946年回国时，夫妻已分别了八年零八个月。
视政坛为泥沼
20世纪40年代最能代表江冬秀择善固执的一面。胡适学成回国后，曾许下二十年不入官场、不谈政治的诺言，但随着他的名望高升，官场和政治都找上门来，他也试图走书生论政的路，和友人一起出版《独立评论》，江冬秀虽不赞成，也奈何不得，后来刊物被封，她才宽了心。大家爱说江冬秀文化程度低，又是在乡村长大的女孩，那么她到底如何形成慎防从政的识见的呢？
江冬秀的丈夫既是文化圈数一数二的人物，与朋友交，固然会针砭时弊，在家闲谈，也不免涉及时事，他们二人关系平等，江冬秀不会被排挤在外，经年耳濡目染，自然形成一些看法。她不光是吸收别人的观点，在北京生活，不管是学生运动还是社会运动，走到街头就有所见闻；丈夫的朋友接受政府任命，后果如何，她可以目睹；政府政策是优是劣，反映在市民的生活上；官场腐败引致通胀飞升，是她面对的现实。她既是主妇，又是雇主，接触到不同阶层的体验，即使是麻将桌子也是交流讯息和意见的地方。另一方面，她不是知识分子，没有经国济世的包袱，可以单纯地看是与非，有旁观者清的效果。还有一点，是胡适和她通信时提到的，他只有当学者，夫妻才能过稳当的日子，江冬秀在抗战期间夫妇分离，自然有深刻的体会。
1940年传出蒋介石要委任当时还在美国的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江冬秀听到消息，马上写信劝他必须坚守原则，“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这是很严厉的措辞，充分表明江冬秀在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里，彻底了解丈夫的抱负、文化地位和个性弱点，还有他对自己的尊重。
战后的国民党政治败坏，蒋介石为了做门面功夫，三番两次想拉胡适下水，甚至说提名他当总统候选人。每当有这样的消息传来，江冬秀就心急如焚，再三强调“千万不要做官”。内战后期，国民党败势已成，蒋介石安排撤往台湾，北京解放前夕，派飞机接当时是北大校长的胡适和江冬秀到南京，又再拜托胡适赴美实行国民外交。
求学期间一直让父母担忧的胡家幼子胡思杜，在这关键时刻又让他们震惊了：他拒绝离开，坚持留在大陆。他往后的表现和遭遇，成了父母心头最大的一根刺。
寓居纽约
胡适1949年6月从上海乘船赴美，安排江冬秀暂居台北傅斯年家中（当时傅斯年是台湾大学校长）。1949年长子祖望和曾淑昭在曼谷结婚，她到曼谷和儿、媳团聚，却发现做新派媳妇的婆婆不是容易事，过了两个多星期就深明不能长久同住的道理。胡适终于多方安排，为她取得签证，接她到纽约（江冬秀不会英语，在美国境内换飞机还得托朋友到机场帮忙），两人住在纽约东81街胡适卸任大使后曾住过的公寓，开始海外的生活。胡适除了1950年至195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馆有两年固定工作的合约之外，往后的收入并不稳定，多半靠积蓄过活，加上他感觉与美国学界气味不投，美国政界就中国的表现又让他生气，愈来愈觉得生活在国外不是长计，这不仅是出于经济考虑，更重要的是出于知识分子希望有所作为的心态。
江冬秀可不一样，她本来就节俭，到了纽约，和丈夫过着俭朴的生活，她不以为苦，而且长子一家也在美（胡祖望主修机械工程，一直在美国工作），她在华侨圈中又找到麻将友人，对她来说，纽约的生活并不缺少她最看重的东西。也许有人会想，她在此地言语不通，总会影响她的自信吧？以下的小故事可以说明事实并不如此。把这个故事传诸后世的，是当时和胡氏夫妇过从甚密的后辈学者唐德刚。
纽约的公寓大楼都有消防楼梯，一天有个体形高大的盗贼从消防梯进入胡家，江冬秀独自在家，走出来看见贼人，不惊不怕，步向大门，把门打开，对那个贼说：“Go！”贼人真的乖乖地从大门走了。这位老太太的威严自信由此可见。要是问这份威严自信从何而来，应该是理直则气壮。这大概就是江冬秀性格的核心：尽管她的表现方式有时让人吃惊，诸如拿出菜刀对付离婚的威胁，又或是为了稿费的事和丈夫经常争吵，但归根究底，她认为道理在自己这边，自然应该力争。
旅美的岁月为江冬秀带来一份奇特的友谊。1953年8月，韦莲司邀他们夫妇二人到自己在绮色佳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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