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跳出框框的江冬秀

避暑，她在信中对江冬秀非常客气。当然，两人言语不通，总要靠胡适传译，但夫妇俩住了差不多一个月，可见大家相处融洽，自此双方偶尔会互赠礼物，大多由韦莲司主导，而江冬秀则一直表现得很识大体。胡适死后，她接受了韦莲司捐赠的和胡适数十年的通信，并不忌讳把二人的感情传诸后世，还请韦莲司提供一份自传，以作配合。

说到自传，不得不提江冬秀本人也写过自传。据唯一看过未完稿的唐德刚说，那是铅笔所写，有她当年待嫁和婚礼的感受，虽然有不少错别字（和她写的信一样），但个性跃然纸上，真切可爱。与她背景类似的中国女性，有多少会执笔写自传呢？这固然受了胡适的影响，也显示出她本人的尝试精神。可惜的是，她去世后这份手稿下落不明。

终老台北

1958年，胡适终于决定接受“中研院”的任命，江冬秀习惯了在纽约的生活，不愿陪他迁居台北，很多人将此归咎于麻将。难道台北就没有人会打麻将吗？按胡适说，她不爱台湾的天气，特别是怕潮湿（她1950年赴美前亲身体验过）。此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她长子一家在纽约，这儿有她唯一的孙儿胡复，老年人对孙子的感情是很浓烈的，更何况她青年丧女。再说，胡适回台北出掌“中研院”，不就是去当1940年他不愿意当的官吗？江冬秀不肯同行，岂是麻将那么简单？大家总是同情胡适在台北挨了三年多孤家寡人的日子，可是他有助理、有用人、有厨子；江冬秀抗战期间和战后独自过了八年多，有谁为她申诉呢？

当然，太太留在纽约，等于要胡适支持两个家的开支，经济上难以持久，所以江冬秀在1960年10月还是要迁居台北。“中研院”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许在院内打麻将，她就每星期在市中心住一两天，过麻将瘾。胡适因心脏病住院已不止一次，他提倡自由的政治立场令当权者不满，此时又因为不肯支持蒋介石连任总统，遭受口诛笔伐，终于在1962年“中研院”接待院士的酒会中病发去世。江冬秀从台北赶回，哀痛号哭，终至昏厥。她有没有想，要是胡适不“当官”，就不会受这许多闲气呢？

胡适下葬于“中研院”所在地南港，他原来的住所改为胡适纪念馆，江冬秀迁往市中心温州街居住，由胡适的朋友和学生协助，整理和出版丈夫的遗著，其间也有波折。事起于1963年，台风毁坏了胡适的坟地，当时“中研院”的王世杰表现得很不在意，江冬秀大动肝火，说要把他写给胡适的信公开（信中有他对当权者不满的话）。王世杰为此想从胡适纪念馆把数十年的胡适日记拿走，江冬秀果断地把所有日记搬回自己的住处，再次体现她理直气壮的性格。她1975年去世之后，台湾经历政治革新，“中研院”人事更替，这大批手稿终于在1990年出版。

江冬秀和胡适合葬于南港胡适墓地，这也是她的意愿。

个人选择

很多人爱指出江冬秀与胡适文化程度差距太大，认为江冬秀本有机会多看书，多向丈夫讨教，可是却沉迷于麻将，言下之意，自然是她的不是。其实两人的差异岂止在学问？论脾气，江冬秀耿直阳刚，胡适委婉阴柔；论天赋，江冬秀有干才，胡适有文才，因此二人兴趣不同，与天赋和环境有关。江冬秀结婚时已经二十七岁了，在她从小接触的圈子，麻将既是社交，又是娱乐，而她更是个中高手，赢的不光是钱，还有兴头，就等于胡适在文字堆中找到新意一样。胡适固然希望太太少打麻将，江冬秀也希望丈夫多休息少买书。两人因性格不同，时有摩擦，胡适以此为题，写了幽默的诗；江冬秀不会写诗，可是也会幽默，她跟人说胡适的房子给活人住的地方少，给死人住的地方多——他那些书的作者都是已故的人。他们在北京时，胡适每逢星期天大开中门会客，不论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欢迎到访，江冬秀称之为“做礼拜”。要是大家撇开看重学问看低麻将的传统，他们是各有所好，各有坚持，结果自然是要互相容忍。再说，我们环顾身边的亲戚朋友，也有不少人受过大学教育，而与江冬秀兴趣相同——偏爱麻将和武侠小说，可见这是个性使然，不一定跟文化程度有关。

唐德刚总结江冬秀的一生，说她是“千万个苦难少女中最幸运最不寻常的例外”。正因如此，她不囿于任何框框，既不是“从夫”“从子”式的传统女性，也不是夫唱妇随式的新派芸娘，更不是爱时髦打扮的洋化太太。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她作出最切合自己个性的选择，就像面对自助餐，只选合口味的菜式，哪管他人如何看自己的拼凑。朴素、节俭、果断、行善是她的天性；驭夫、写白话、打抱不平是客观环境提供的机会。

胡适晚年曾说，他从来没影响过他的太太，听来有点苦涩。其实江冬秀婚后学会用白话与亲友通信，完全是胡适的功劳，她对官场和政治的看法，很大程度建基于在胡家多年接触的圈子。让他耿耿于怀的大概有两件事：第一是江冬秀不信西医，他认为这影响了子女的健康。民国初年很多人都认为西医会拿病人做实验，不信西医的可不止江冬秀；何况她在北京的那些年，也出过西医误诊、病人丧命的例子——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