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林徽音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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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林徽音和梁思成人生的分水岭。他们和别的知识分子一样，加入往大后方的大潮，辗转经长沙逃往昆明，细软不能多带，但要紧的研究材料却一直随身。途中林徽音患上严重的肺炎，对她后半生的健康影响极大。

他们到了昆明后，自己搭建土屋居住，不久梁思成就因过劳而患上脊椎软骨硬化症，卧床不起。到了1940年，昆明日夜受日军轰炸，为安全计，林徽音独力安排全家迁往南溪县偏僻的李庄，操劳过度，不久肺病复发。此时他们不但买不到医疗物品，连生活也成问题，除了朋友支持，还好傅斯年向当时国民党教育部请求拨款资助梁氏兄弟，才勉强过了难关。要是看林徽音与费慰梅在这段时间的通信，不能不佩服林、梁二人面对困难时表现的幽默感。

卧病期间，林徽音详读二十四史中有关建筑的记录，为梁思成策划已久的《中国建筑史》写作做准备。这本书终于在1944年动笔时，两人都身患重病，梁思成的脊椎不能支撑头颅，就在书桌上放个花瓶，把下巴搁在瓶口，坚持工作。如此坚毅的配偶，教人如何不敬佩？林徽音肯定没有错选了人。

1945年日本投降，他们夫妇接到清华大学的聘书，准备回北京。但清华复校要几个月的安排，其间他们的生计成了问题，靠卖衣物来维持。回到北京以后，林徽音一直结核病缠身，不能全面恢复工作，但在建筑设计和文学两方面还是有些成绩。1947年底，她进医院动切除病肾的大手术，没想过可以熬得过。手术前她写了几首诗，这是她一生最后的文艺作品。

大手术没有让她恢复健康，却也暂时保住了性命。她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解放军进驻北京之初锐意守护老建筑十分感动。可惜接下来的几年，梁思成和她用尽心力保护北京老城，倡建城墙公园，种种苦功终于白费；她希望改良传统工艺设计，花了不少心血，也没有被接受。

解放后她受聘为清华大学一级教授，也被邀参与不少国家级设计工作，但她身体愈来愈衰弱，终于在1955年4月1日病逝。治丧委员会由她的至交好友组成，墓碑的环饰本是她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浮雕，碑上刻着“建筑师林徽音之墓”。

据林徽音的儿子梁从诫回忆，友人曾说林徽音早逝是一份幸运，要不然到了“文化大革命”，要她忍受梁思成所受的苦楚，情何以堪？

她的墓碑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毁。

浪漫想象背后的事实

浪漫故事想象大家应该如何如何，但现实却是另一副模样：色调灰暗，界限模糊，当事人做的决定不管多恰当，也难免偶尔泛起淡淡的“假如……”，似乎要靠这短暂的怀疑让自己重新肯定原来的选择，向自己证明眼前的一切虽然并不完美，却是自己最珍爱的。这种微妙的情况，不管男女都有同感。新文化运动为女性带来了选择权，同时也把她们推进一个复杂的世界：有选择，就代表要放弃一些东西，甚至要伤害某些人。

人是不知足的，很少人在感情世界会认为自己绝对幸福；或多或少的不如意往往是制造浪漫幻想的契机。如果处理得恰当，这种契机可以调剂生活；但说到底，它只能是调剂，不能把它变成生活本身。

林徽音在家庭、事业、婚姻和恋爱各方面的表现，显示她理性和感性都极强，因此要比别人面对更多矛盾。她自己曾说过：

自身性格与性格矛盾；理智与情感两不兼容；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侧面或反面激成悲哀。（《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虽然不能避免性格的内在斗争和环境的压迫，但她一生作出的重要抉择，却指向同一方向：在事业方面，她选择的是扎根于现实的建筑学，文学只是她的嗜好；在感情方面，她不止一次作出重大抉择，每一次都选了梁思成。她心中抗争情绪或浪漫诉求不管有多强烈，也不会成为无缰野马。就是这一点，大概可以说明为什么很多人视她为20世纪中国新女性的佼佼者。

在文学方面，林徽音不是个多产作家，却有极具特色的作品，小说《九十九度中》以漂亮的白话结合当时英国文学界还相当新颖的叙事角度，可以说是她的代表作。她写作新诗的时期从1931年到1947年，题材环绕她的生活和心路历程；她重视诗的内在规律和声音的美感，而意境则往往云淡风轻，似乎是感情经过理性的过滤，而又超越了理性的樊篱，进入近乎冥想的宁静。

作为建筑师和设计师，林徽音的作品不多，主要有东北大学校徽、北京大学地质馆和灰楼学生宿舍、云南大学女生宿舍、清华园胜因院教师宿舍等；她也曾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她在建筑方面最大的贡献在于史料讨论和考察报告，特长是在论述建筑时引入文学笔法，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想接触日常生活中见识广博、口才出众的林徽音，该看的可能不是她的文学作品，而是她在建筑学方面的文章。下面的引文来自她一封信，批评一本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建筑图录：

从花纹的比例上看，原来的纹样细密如锦，给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