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阴影。有人认为林徽音因为生母被另一个女人夺去丈夫,所以她本人绝不会去抢夺别人的丈夫,这可能说得太过简单,但她有一重心理障碍却是事实。这当然让她倾向于理智地考虑婚姻问题,认清比较单纯的感情关系也是重要的幸福因素。
假如说林徽音在少女时代已认清了浪漫恋爱与婚姻幸福的分别,我们很难相信她在已为人母之后会推翻原来的决定。事实正相反,十年后的林徽音思想更成熟,对梁思成和徐志摩的为人也更了解,甚至坦然说到徐志摩性格里偶然流露一种俗气,她不欣赏。她真的会做出另一个决定吗?
不走的娜拉
也许有人把徐志摩和林徽音看成了“金童玉女”;那和事实距离太远了。即使我们撇开林徽音选择梁思成在先,徐志摩追求陆小曼在后,林、徐两人的感情世界其实都还有别的足印。
徐志摩的罗曼史,除了他本人大力宣扬的陆小曼以外,起码还有三段鲜为人道的故事。他和项美丽在1927年有过短暂的婚外情,当时他与陆小曼结婚不过一年左右;1929年他又和史沫特莱展开婚外情,关系维持了几个月,两人还一同坐船回到徐志摩的乡下家中,把臂同游两星期之久。至于徐志摩的第三位情人,更是大家都熟悉的——赛珍珠,是个有夫之妇。她和丈夫从南京迁居上海后,夫妻关系并不愉快,婚姻状况类似徐志摩,据赛珍珠传记作者多年研究所得,她与徐志摩的婚外关系虽然断断续续,却维持了数年之久。
文化人的圈子跟别的小圈子一样,有约定俗成的运作方式,圈中人的动向——特别是罗曼史——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却不会白纸黑字留下太多记录。史沫特莱不是中国文化圈中人,因此我们才有她亲笔写下的事实。至于徐志摩还有没有跟别的女性发生关系呢?我们只能说:没有证据可寻。
至于林徽音的感情世界,也不只是徘徊于梁思成与徐志摩之间;她与好友、同事兼邻居哲学家金岳霖日久生情,也曾让她彷徨无主。对我们有相当启发的倒是她在彷徨之际向谁人倾诉:据说梁思成一次在外地完成了田野考察,回到家中,林徽音哭着对丈夫说自己同时爱着两个人,不知怎么办。
如此贴心的话,只能告诉知己——林徽音的知己是梁思成。
梁思成听了她的话,想了一夜,对妻子说完全尊重她的选择。
他表现的胸怀气度,不但让金岳霖以君子风范回应,终其一生对林徽音只是坚持柏拉图式的爱,同时也让林徽音体会到梁思成的包容力,再次肯定了自己二十多岁时的选择。
这个林徽音的人生插曲让我们看到“新女性”和“婚姻自由”的另一面,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
鲁迅对此问提出了很好的答案: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伊孛生[Ibsen]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 vom Meer,《海的女人》,中国有人译作《海上夫人》的。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
这不就是梁思成和林徽音的情况吗?因为梁思成表现出他的爱建基于平等、尊重与包容,正视女方的选择权,也信赖女方的理性,做妻子的感到自己的婚姻是真正自由的,所以她就不用走了。
时代的烙印
不走,并不代表大家变成童话里的人物,“永远快乐地活下去”。从寻常过日子的角度来看,林徽音和梁思成的人生甚至可以说是先甜而后苦。影响他们一生的基本因素,是中国知识分子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经历的苦难和巨变。
林徽音从入学开始到旅英和留美时期,相对于同代女性该算是“人上人”。她和梁思成1928年回国以后,首先到沈阳东北大学工作,他们的女儿也在沈阳出生。这段时间除了受肺病困扰以外,她的事业和家庭生活也都循着正常轨道运行。
1931年日本侵略东三省,她和梁思成不愿意留在侵略者统治的地方,于是回到北京,两人应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工作。1931年到1937年该是他们事业上最好的时光,以心爱的北平为家,以中国营造学社为事业基地,跑遍大江南北,找寻有代表性的古建筑,收集大量历史资料,为深入研究中国建筑史与营造法式开路。同时,林徽音也能腾出空当从事文艺创作,除了新诗,还出版了小说和话剧,也为《大公报》丛刊编小说选,更主动结交素未谋面但感到欣赏的年轻作家像萧乾和李健吾等。这几年可以说是她文艺生活最旺盛的一段。虽然徐志摩的死对她打击相当大,但在友情方面她也有新的收获:林徽音和梁思成在这段时间认识了费正清(Fairbank)夫妇,林徽音和费慰梅不久就成为莫逆之交(费慰梅后来写了Lin & Liang,记录她夫妻二人的生活,以及他们不辞艰苦为中华建筑史所作的贡献);此外她和沈从文的交情也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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