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快乐的护理者，就没有快乐的护理
在定义照护是什么时必须重视一个事实：照护必然存在着两种当事者，即照护者与被照护者。用英语来说，就是“It takes two to make it happen”（一个巴掌拍不响）。
我说起照护的话题时，总是用性爱做比喻。性爱也需要复数的当事者才能成立。照护和性爱都是发生在复数当事者之间的交互行为，并非照护者专属的特性和行为。
那么，什么才是好的照护？如何评判照护的质量？在复数当事者中，只有一方得到满足的照护不能称为“好的照护”。如果这么说，就跟“微笑只需0元”的麦当劳广告词一样了。无论顾客怎么破口大骂，店员都要报以微笑，这就相当于复数当事者中只有一方得到满足的照护。这样的照护，绝对称不上“好的照护”。其实有许多人都在被迫从事这种感情劳动。
在复数当事者中只有一方得到满足的性爱被说成“自我陶醉”，我觉得这个说法很犀利。这种性爱绝不是优质的性爱。同样，照护也是发生在复数当事者之间的行为，如果不是双方都能感到满意的照护，就不能算优质的照护。
简单来说，“没有快乐的护理者，就没有快乐的护理”。因为不快乐的护理者最后势必会伤害到弱者。所谓弱者，就是被护理的老人或是孩子。所以必须让护理者也感到快乐。
由于我的年纪也大了，加之赶上了护理保险开始实施这一日本史无前例的重大社会变革，我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在2000年护理保险正式实施之际，我选择了“护理”作为研究对象。
开始研究护理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做的一直是同一件事。
女人在家庭内部从事的劳动价值为何如此低廉，同样的事情在家庭外部得到的估价为何还是如此低廉，照护成了这个社会不可或缺的劳动，又该由什么人来承担，如何承担才算公平……一言以蔽之，就是研究再生产费用的分配正义问题。
女性地位的国际比较：日本女性地位为何垫底
在这里做一下国际比较吧。跟外国比一比，就会很清楚日本女性的地位为何总是垫底。
东西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球化开始了。全球化的定义是“信息、金钱、物品、人力的国际流动性增加，以及伴随而来的国内外秩序的重组过程”。全球化不存在喜欢与不喜欢的问题，那只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事实。
信息、金钱、物品、人力之中，流通速度最快的是信息，其次是金钱，再次是物品，而流动最慢的就是人力。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人的流动受到了抑制，但病毒的流动并没有停止。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与全球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是全球化让流动最慢的人力开始了流动。全球化的浪潮覆盖到的所有社会，都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反应，日本也绝非例外。在这一浪潮中，所有社会给出的答案，都是将女性转化为劳动力的必然性。
在日本推进这一改革的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政权。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们到处提倡“女性活跃”“202030”这些讨好女性的政策。保守政治家与新自由主义政治家乍一看很难分辨，但二者有着决定性的不同。就算撕碎了新自由主义政治家的嘴，他也说不出“女人应该回归家庭”这种话。他们希望女性出来工作，也希望女性多生孩子，希望女性完全按照他们的想法行动，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政治家。
当女性转化为劳动力成为必要之举，就必须为她们卸下将其束缚在家庭内部的重担，也就是照护的重担(care burden)。
“如果没了我，这孩子可怎么办啊？家里老人还怎么活啊？”必须将这个照护的重担转交给第三方。这就叫作照护的外包。
照护外包的选项有三种。第一是市场化。女性出来赚钱，用自己赚到的钱购买市场上的照护服务。第二是公共化。比如，设立国家或地方自治体管理的托儿所或老人院，用于照顾儿童和老人。这两个选项是依靠市场化和公共化来实现照护的去家庭化。
第三是“男女各半制”，也就是丈夫和妻子平均分配照护工作的私人解决办法。这种做法被称作平等主义家庭(egalitarian family)，可惜的是，这一选项实现的可能性最低。因为只要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存在，赚钱多的男人就绝对不会减少工作，跟女人一起从事家务和育儿工作。他们会说，我可以用自己赚的钱请保姆或家政工。因为男性的机会成本比女性的机会成本高得多，向市场购买照护服务在经济上是更合理的选择。这又回到了市场化选项，而刚才已经解释过，市场化选项也是私人的解决办法。
照护外包与出生率——由谁来照护
将其做成模型，便是图6的样子。照护出现了两分化：一是私有化；二是公共化，也就是去私有化。
私有化的选项有家庭化和市场化。请不要忘了，市场化始终是私有化的次级概念。用自己赚的钱向市场购买服务，相当于以私人的方式解决照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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