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护劳动是生命的再生产劳动
“无薪劳动”的理论改变了劳动的概念。劳动的概念一改变，劳动统计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1990年以后，劳动统计中出现了“有收入劳动时间”和“无收入劳动时间”两个项目，二者合计得出总的劳动时间。
佐田雅志有一首歌，名为《男子汉宣言》（関白宣言）。歌词要求配偶“不能比我早睡，不能比我晚起”，令人听了气不打一处来。然而就算不把它唱出来，从统计结果也能看出，女性的平均睡眠时间明显比男性更短。
如果只看“有收入劳动时间”，女性的平均劳动时间比男性更短，但是再加上“无收入劳动时间”，女性的平均总劳动时间就比男性更长了。这种统计被称为社会性别统计。多亏了它，女性的实际生活状态才变得明晰起来。
家务是什么？女人在家做什么？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叫作家务劳动论。一般人都觉得女人干家务是理所当然，是个女人都能干的家务劳动，研究起来其实颇为深奥。
近年来，家务劳动论又实现了更大的进化。有人指出，买菜、做饭、扔垃圾、洗浴缸……家务并非单纯地完成这些单项任务，把它们井然有序地组合起来，这一后台的安排也是“看不见的家务”。当讨论深入这个程度，有一个问题就逐渐“可视化”了。那就是男人有多么依赖于女人的“看不见的劳动”。
被称为“家务劳动”的活动，广义上说就是孕育生命、维持生活、照顾病人和残障人士、为老人养老送终的劳动。现在我们称其为再生产劳动或照护劳动。单纯养育子女这一项，就包括了每天准时回家给孩子做饭、孩子放学回来已经有热饭热菜等在桌上、浴缸里放好了热乎乎的洗澡水……所有这一切都是生命的再生产劳动。正因为家里有人在做这些事，社会才得以维持运转。
危机源自现代家庭的出现：“超载的方舟”
总有人说家庭陷入了危机，然而家庭从现代开始的那一刻就一直叫嚣着危机。家庭危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我负责审校了美国女性主义法学家玛萨·A.法曼的著作《家庭：超载的方舟》(The Neutered Mother，the Sexual Family，and Other Twentieth Century Tragedies)。这位法学家曾经担任美国法学会会长，并在该书中提出了激进的主张——“废除作为法律制度的婚姻”。
若问这么做会发生什么，那就是“出轨”这一概念的消失。真不错呢。（笑）
我听过她的演讲。在问答环节，一个女学生举手问道：“请问您是自由性爱的支持者吗？”她这个质疑很有代表性，而法曼的回答也十分绝妙。
“不，我并不是。一夫一妻或自由性爱都是个人爱好问题，大可以自由选择。如果要搞一夫一妻制，请把它当成自己的爱好来搞。”
成年男女的性关系大可以还原到个人爱好的层面，无须提请法律认可。如此一来，夫妇别姓的问题就再也不存在讨论意义。我们没有必要从五花八门的性关系中单独挑出特定的性关系（异性恋单婚制）赋予其特权，将其作为法律的保护对象。国家只需要不再干涉成年人的性关系就好了。与之相对，她也主张将“照护的关系”作为法律的保护对象。所谓“照护的关系”，就是在拥有孩子这一依存于自己的存在时，需要维持有持续性的关系。
这一提案乍一看很偏激，其实极具现实意义。美国是个离婚率很高的国家，婚姻并非持续一生的关系。既然婚姻并非持续一生的关系，那么相对于依靠性爱维持的短暂关系，“照护与被照护”的关系反倒更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家庭的根基放在性爱关系之上，而应该放在照护关系之上，并将与之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作为法律保护的对象。我认为她的理论非常简洁明了，也很有说服力，她却笑着说：“遗憾的是，没有多少人支持我。所以我只是少数派。”
法曼还说：“现代家庭将依存私有化(privatization)了。”
家庭之所以与其他社会团体不一样，是因为家庭内部有着无法独自生存的依存式存在。婴儿是毫无自理能力的，只要被遗弃24个小时就会死亡。他们无法与可适用民法的成年人自主建立契约关系。
女人不会仅因为性别而成为依存式的存在。但是一旦她有了依存式的存在，自己也会随之变成依存式的存在。我们将这样的情况区分为初级依存与次级依存。正因为女人变成了“照护性别”，就不得不接受次级依存的存在。
我没有按照原书标题直译那本书的书名，而是将其命名为《家庭：超载的方舟》。
因为现代家庭一出现，存在于市场外围的照护负担就全部被塞进了家庭。这里说的“家庭”并非以前那种大家族，而是仅由夫妻和孩子组成的小家庭，里面的成年女性只有一个。一个孤立无援的女性背负了所有的照护负担，我将这种现象称为“超载的方舟”。我想表达的是——现代家庭从扬帆起航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触礁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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