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护理保险”是照护社会化的一种进步
2000年，日本开始实施护理保险制度。有人认为，护理保险是“照护社会化”的“第一步”。它并非社会化完成的标志。虽然只是社会化的“一小步”，只是局部的社会化，但它也是非常大的变化。
社会化还有另一种说法，就是去家庭化(de-familization)。所有的历史变化都有开端和结局。在社会化发生之前，也发生过“照护家庭化”。这就是法曼所说的“依存的私有化”(privatization of dependency)。
那么，在“照护家庭化”之前，是否还存在不一样的护理方式？我们都知道，曾经存在这样一个社会：育儿和护理都没有被孤立在家庭中，而是由共同体来完成的。但是我们所生存的现代社会是再生产劳动，即护理劳动私有化的社会，也就是护理劳动被封闭在私人领域、封闭在家庭中的社会。而被赋予这些劳动的人，就是女性。
有偿的生产被男性独占，孕育人类生命并为之送终的无偿劳动，即生命的再生产则被分配给了女性。女性是“关怀性”，符合这一定义的举止被定义为“女人味”。
男性是100%的生产者，女性是100%的再生产者，这一组合便是“男主外、女主内体制”。这一体制成立于“二战”日本投降之后，历史较短。落合惠美子，称之为“家庭的战后体制”（“家庭的55年体制”）。
“男主外、女主内”的工作分配也被称为性别分工，但是近年来，已婚女性外出工作已成为常态，随之出现了“男主外、女主内外”，也就是女性被赋予双重压力的“新性别分工”。可以预见，今后会出现男女共同担任生产者与再生产者的现象。
我在倡导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提出市场与家庭二元论时，曾遭到尖锐的批判。
批判者说：“上野的理论中有一个决定性的欠缺，那就是国家的存在。”
国家会做出不同于市场的举动。它拥有征税权这一强制力量，并以此为资金来源投入市场，促使家庭完成再分配（图4）。市场的外围除了家庭还有国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运作原理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家庭的存在，为了将其与国家区分开，我且称之为“市民社会”。将国家、市场、市民社会、家庭四个领域统合起来制作的模型，就是图5。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市场与家庭同属私有领域，公共部门不会参与其中。市场与家庭内部的关系都是私人关系，在说到自助、公助、共助时，家庭之间的互助和在市场上自费购买服务都属于“自助”的范畴。
图4 “官、民、私”
图5 “官、协、私、民”出处：《照护的社会学》(2011)第221页
有趣的是，最近有学生对我说：“老师，家庭应该是共助吧？”我想，既然家庭已经个体化到了这个地步，那么“自助”被限定到个体之上，家庭则被归入“共助”倒也并不奇怪。虽然都在讲公私分离，但是请不要搞错了，市场和家庭其实都属于私有领域。只不过，市场适用于交换原则，家庭则适用于赠予原则。
国家属于公共领域。在这里发生作用的不是市场的交换原则，而是集中与再分配的原则。譬如收入高的人多缴税，这些税金则被分配到有需要的人手上，也就是税收和社会保障的功能。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照护的承担者除了市场、国家和家庭，其实还有一方，那就是被称作市民社会、共同体、民间组织的东西。这里适用的原则不是交换原则，而是互酬原则。这便是后来被称为“共助”的领域。
“官、民、协、私”，福利多元社会的四个领域
我们想活得更舒心，想重视自己的“well-being”，就必须有“welfare”（福利）的帮助。
福利就是帮助那些自助能力有限的人，而“无法自助”意味着家庭和市场都起不到作用。换言之，人们一直认为福利的作用是弥补“家庭的失败”（家人无法互相扶持）和“市场的失败”（无法在市场赚钱为生）。那么，这个福利由谁来负责？
私有领域的失败（家庭的失败与市场的失败）由公共福利来弥补，而负责这一领域的，便是福利国家。
福利专家们已经不再使用“福利国家”这个词了。因为承担福利的并不只有国家。此外，国家也无法承担所有的福利，因此专家们认为福利国家的概念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福利多元社会”的概念。
福利多元社会具备了四个多元领域，分别是国家、市场、市民社会、家庭。我将其简称为“官、民、协、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不希望让国家来代表“公”。
国家真的会为公益而动吗？会不会只为了部门利益、官方利益或者政治家和官僚的私人利益而动？有许多事实都暗示了这个疑点。在这个模型中，我认为不能让国家独自打出“公共”的名义，所以将“公”与“共”分开，并把前者改成了更容易理解（或者说更招人痛恨）的“官”。
除了国家，还有一个承担公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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