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的领域名叫市民社会。我称其为“共”，也可称为“协”。“共”是指“common”，“协”则是“协作／协助”的“协”。加上第四个领域，就形成了“官、民、协、私”的四元模型。而“照护社会学”的目的，就是思考在“官、民、协、私”相辅相成的环境中，由哪一方、如何分担再生产的成本。
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发生后，大量“协”领域的中坚力量纷纷登场。今年正值“3·11”日本地震10周年，在1995年和2011年，我们都目睹了许多人自发地前来帮助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人，还有许多志愿者加入了灾后救援和重建的行列。在此之前，很多人都说志愿活动无法在日本扎根，后来见到如此多的志愿者，很多人都为之震惊。
早在以前，日本就有人呼吁出台NPO法。NPO（非营利组织，Non Profit Organization）是诞生在美国的概念。现在志愿者文化和慈善文化已经在美国扎根，让人羡慕不已。多少人都希望日本也能产生那样的文化，但不知要等多少年才能等到NPO在日本出现。而出现在大地震受灾地的志愿者给了他们莫大的鼓励。就这样，志愿者形成了一股风潮，在短短两年后的1997年，日本就成立了NPO法。为NPO法出台做出极大贡献的政治家之一，便是辻元清美。
NPO是向那些自助和公助都帮助不到的人提供市民“共助”的组织。2020年菅义伟政权组建后，我听见菅义伟前首相在国会演说中提到“自助第一”的字眼时，真的大吃一惊。他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对已逼近自助极限的国民声称“自助第一”，这根本不是一国领导应有的发言。他这么说就像在表示：“公助”帮不了你们了，国家要放弃国民了。
有趣的是，NPO法一开始被命名为“市民活动促进法”，但是在正式成立时，却变成了“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特定非营利活动”是什么？谁也不知道。据说在法案成立的过程中，执政党的政治家们极其排斥“市民”一词。看来那帮大叔最喜欢的是“国民”“皇民”或者“臣民”呢。
1997年既是NPO法成立的年份，也是护理保险法成立的年份。护理保险法经过3年的试运行，在2000年正式实施。
NPO法与护理保险法，这两项法案如同一场春雨，促使护理体系的福利NPO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我的研究对象是致力于让自己的照护劳动有偿化的女性的活动，所以在护理保险正式实施之前，我密切调查了她们所做的选择。
早在这一法案成立之前，日本各个地方就存在着出于眼前的需求而站出来的“共助”先驱。曾经是生协和地区活动主角的女性，也都在从事着有偿志愿者的互助活动。
儿媳护理老人原是家庭内的强制劳动，护理成为有偿劳动
护理保险的盖子一打开，女性创业者便纷纷登场，我称她们为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早在护理保险成立以前，她们就在自发互助活动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后来依托于NPO法获得了法人资格，又因护理保险法得以加入护理事业，使得经营情况变得十分稳定。
护理保险成立时，我的感想是“太好了”，女人的免费劳动成了能够让她们为生的劳动。或者说，至少成了伴随有偿支付的劳动。
女人在家里照顾自己家的老太太只是免费劳动。若去照顾隔壁家的老太太，就能拿到钱。我甚至会想：她们怎么不直接去隔壁家做事呢？
照护是可以委托给第三方的劳动，而第三方代劳必然是有偿的。这种劳动有专业性，需要资质，是应该支付正当代价的劳动。多亏了护理保险，这已经成了日本国民的常识。
在此之前，家庭内部的护理都是儿媳的工作。儿媳的护理是无偿护理、得不到认可的护理、不被感谢的护理。由于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义务，连一句“谢谢”都听不到。我父亲晚年得到长子的妻子照顾时，学会了说“谢谢”。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这个时代已经不得不跟儿媳说谢谢了呀。”我当时教育他：“儿媳是外人啊，外人帮你做事，说‘谢谢’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像儿媳护理老人这样，因为被视作理所当然而无法摆脱的劳动，被称作强制劳动。
“强制劳动”(forced labor)这个词是我在外语文献里看到的。那上面说，无法选择的护理就是强制劳动。由此可见，强制劳动不只存在于劳改所，还存在于家庭之中。而且行政自治体还一直给那些儿媳颁发“孝顺儿媳表彰”。对此，樋口惠子进行了一顿怒骂。所以请各位记住，护理存在着这样的负面历史。
护理保险出现后，照护的社会化总算踏出了第一步。照护若由第三方代劳即为有偿的劳动。既然如此，即使不由他人代劳，由家人自己来做，这种劳动也具有同样的价值。现在这个认知总算变成了常识。